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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建好自贸试验区
    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
    1.浙江自贸区自挂牌以来,累计跨境人民币结算额突破千亿元大关,标志着自贸区建设大宗商品跨境贸易人民币国际化示范区迈出可喜步伐。
    2.浙江自贸区自挂牌以来,已初步探索形成了83项制度创新成果,其中 “不同税号保税燃料油混兑” “外锚地加油”“一船多供”“一库多供”“跨港区供油”等34项都为中国首创。
    3.2018年,舟山船用保税燃料油供应量达359万吨,占全国总量30%以上;结算量达566万吨,占全国50%以上,超过上海跃升为国内第一加油港,同时首次跻身全球十大船用保税燃料油供应港口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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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山海协作、城乡统筹到
    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审时度势,因地制宜地提出并实施了“山海协作工程”、新型城市化、城乡一体化、长三角地区一体化等一系列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不仅促进了浙江的区域协调发展,使浙江成为全国区域协调发展领先的省份,也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供了重要实践基础。
  • 案例1念好“山海经” 唱响“协作曲” 浙江大地上“山”与“海”的牵手,为衢州等浙西南山区的跨越式发展撑起了别样的天空。
  • 案例2泰顺山民的小康路 15年间,泰顺积极践行“两山”重要理论,协同开展生态大搬迁与奔小康工作,加快山区城镇化发展,积极助推全县人民奔小康。
  • 案例3嘉善:借“海”扬帆天更阔 作为浙江省接轨上海的“桥头堡”,嘉善牢牢抓住上海这个“强邻”,依托上海这个大“海”,从发展洼地到扬帆远航,走出了一条小县城大开放之路。
  • 案例4“之江情” 牵八方 站在东海之滨,遥望整个中国,一幕沿海与内陆携手共赴全面小康的大片,已渐入高潮。
  • 案例5大潮奔涌逐浪高 初夏之际,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巨轮穿梭,吊机林立,气势恢宏,正是近年全港一体化发展突飞猛进的真实写照。
  • 山呼海应 协调共赢 一切,在2019-06-20彻底改变。这注定是个载入史册的日子。这一天,舟山大陆连岛工程历经十载,终于全线建成通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浙江的萌发与实践·区域协调发展篇

    从山海协作、城乡统筹到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看《浙江日报》版式请点这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提出的重要战略举措,对促进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审时度势,因地制宜地提出并实施了“山海协作工程”、新型城市化、城乡一体化、长三角地区一体化等一系列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不仅促进了浙江的区域协调发展,使浙江成为全国区域协调发展领先的省份,也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供了重要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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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衢州绿色产业集聚区。

      一、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和战略决策

      由于受区位条件、资源要素、发展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是国内外经济发展中的普遍性现象,也是区域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浙江“七山一水两分田”的省情特征决定了多样化的区域发展条件,也造成了浙江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本世纪初,浙江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期。习近平同志来浙江工作后,敏锐地观察到了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诸多问题,适时提出了一系列区域协调发展的理念。基于对区域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对浙江区域发展现实的准确把握,2003年7月,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提出的“八八战略”,强调“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城乡协调发展优势,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山海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推动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努力使海洋经济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我省经济新的增长点”。这些重要论述,突出体现了习近平同志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深刻思考和战略谋划,绘就了浙江区域协调发展的蓝图。

      1.确立通过区域协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理念,作出了“山海协作工程是推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对口协作、引导鼓励发达地区产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辐射、促进欠发达地区劳务输出的重大举措”等科学论断。习近平同志开创性地提出了深入实施“百亿帮扶工程”“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和“山海协作工程”三大工程。其中,“山海协作工程”是发挥核心带动作用的龙头工程。2003年1月,习近平同志在丽水市调研时要求实施好“山海协作工程”。同年7月,在衢州市调研时强调,要大力实施“山海协作工程”,在发展来料加工的基础上,把实施“山海协作工程”作为借力发展的重要载体,大力开展招商引资,主动接受发达地区的辐射。2004年11月,习近平同志在“山海协作工程”情况汇报会上,强调要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推进“山海协作工程”,着眼于全省经济布局优化推进“山海协作工程”,以求真务实的精神推进“山海协作工程”,走出一条具有浙江特色的统筹区域发展路子。2005年,他在“山海协作工程”工作会议上强调,“山海协作工程”是我省为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而实施的一项重大举措。在实施“山海协作工程”中,既要重视工业项目合作,也要重视农业和服务业项目的合作,使合作领域向一、二、三产全面拓展。“百亿帮扶工程”“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和“山海协作工程”精准把握了当时浙江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和内在原因,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之策。“三大工程”的深入实施,通过政府联动、市场拉动、产业带动,逐渐形成了有浙江特色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

      2.确立通过新型城市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理念,作出了“城市化是一个‘牛鼻子’,对生产力布局、城乡结构调整、区域经济发展以及社会文明程度提高具有全局性影响”等科学论断。城市化促进空间格局优化,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推力。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新型城市化对于区域协调发展的推动作用。2002年11月,他在杭州市考察调研时,提出要着力推进城市化,提升经济整体素质。2003年1月,他在丽水市考察调研时提出,要抓好城市化,为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撑。同年1月,在衢州市考察调研时指出,城市化是一个“牛鼻子”,对生产力布局、城乡结构调整、区域经济发展以及社会文明程度提高具有全局性影响。他还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把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不断推动农村人口向城镇集聚、城市文明向农村辐射。2006年8月,习近平同志在全省城市工作会议上强调,要通过大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完善城市空间布局来促进协调发展,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城市化道路,优化城镇体系,注重大中城市和小城市协调发展。习近平同志对新型城市化的重要论述,体现了他对区域协调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正是得益于习近平同志在城市化方面的超前谋划,才形成了今天浙江大湾区大花园大通道大都市区建设齐头并进的良好态势。

      3.确立通过统筹城乡和城乡一体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理念,作出了“统筹城乡发展居‘五个统筹’之首”“推进城市化要以城乡一体化为导向”等科学论断。城乡协调是区域协调的重要方面,没有城乡的协调就没有区域的协调。2003年1月,习近平同志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走以城带乡、城乡一体化的路子,在加快城市化进程、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村人口集聚上取得新突破。2003年2月,他在全省“转变作风年、调查研究年”活动总结和加强调查研究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要求,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结构的调整,深化城乡配套改革,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同年4月,他在建德市、淳安县调研时,要求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使欠发达地区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努力形成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格局。2004年3月,习近平同志在全省统筹城乡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统筹城乡发展居“五个统筹”之首,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和体现。同年4月,他在省委常委会一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会上再次强调,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是新时期新阶段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他在2005年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务必统筹城乡兴“三农”。城乡一体化将城乡作为一个整体来谋划,致力于促进城乡之间形成系统有机的内在联系,从而达到融合发展,是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统筹发展的最高境界。城乡一体化理念的率先实践,使浙江成为全国城乡融合发展最好的省份之一。

      4.确立以长三角地区一体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理念,作出了“推动长江三角洲地区联动发展,长江三角洲地区一体化发展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合作与交流”等科学论断。2002年12月,习近平同志在湖州市调研时指出,无论从国内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演进,还是从参与国际竞争的要求来看,加强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合作都显得十分紧迫,应该建立沪苏浙三省市党政主要领导层的定期会晤机制。同年12月,他在宁波市调研时,要求充分利用长江三角洲地区各省、市之间地域相连、人缘相亲、经济相融、人文相近的特点,主动接轨、加强协作、发挥优势、实现共赢。2003年3月,在传达学习全国“两会”精神时,他强调要围绕“接轨上海、学习沪苏”,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长江三角洲合作与发展。同年7月,他在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上指出,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三角地区合作与交流,是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世界产业结构调整、产业转移等国际大环境和经济发展规律使然。要把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合作与交流,作为我省扩大开放的一个重要平台。在习近平同志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理念的指引下,浙江主动接轨上海、积极融入长三角地区发展,在地区合作交流中推动了浙江的区域协调发展。

      5.确立“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的理念,作出了“海洋经济是陆海一体化经济。海洋的大规模开发,需要强大的陆域经济支持;陆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须依托于蓝色国土,发挥海洋优势”“努力使海洋经济成为我省经济新的增长点”等科学论断。习近平同志前瞻性地认识到发展海洋经济的战略意义。2003年1月,他在舟山市考察调研时提出,要发挥海洋资源优势加快发展海洋经济,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把舟山建设成我省参与长三角地区经济合作与发展的蓝色通道。同年8月,他在全省海洋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海洋是长三角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长三角二省一市走向世界的共同通道。加快海洋经济发展,保护和开发海洋资源,不仅是实现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内容,也是长三角地区融入国际经济的重要途径。2005年6月,他在听取舟山市工作汇报时指出,舟山发展海洋经济大有可为,发展海洋经济起点要高、气魄要大、举措要实、步子要稳。为了更好发展浙江的海洋经济,习近平同志提出要推进宁波—舟山港的一体化。按照习近平同志对海洋经济发展的擘画,浙江形成了以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和舟山群岛新区建设、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宁波舟山港、杭州湾经济区、台州湾区经济发展试验区等为代表的海洋经济发展大格局。

      6.确立“跳出浙江发展浙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理念,作出“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从以‘引进来’为主向‘走出去、引进来’并举转变”等科学论断。2004年3月,习近平同志在全省对外开放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进一步加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同年3月,他在全省统筹城乡发展座谈会上提出,要立足全局发展浙江,跳出浙江发展浙江,要做好对口支援和国内合作交流工作,落实好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发展等战略部署。习近平同志把“山海协作”的理念延伸到参与和服务全国统筹协作发展的大局之中,强调这“不仅是浙江的政治责任,也是浙江的发展机遇”,并身体力行做好与对口帮扶和对口支援地区的深入对接工作。2006年12月,他在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要跳出浙江发展浙江,努力推进对外开放从以“引进来”为主向“走出去、引进来”并举转变。他从宽广的视野审视浙江发展,提出“浙江人经济”的概念。“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的理念,使浙江得以从更大的空间中整合资源,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为浙江发展打开了一个新空间,培育了浙江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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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嘉善高铁新城核心位置的上海人才创业园。

      二、浙江贯彻落实习近平同志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和战略决策的实践成效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提出并实践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结出了丰硕成果。2007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0574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265元,分别连续7年和23年居全国各省区第一,城乡居民收入比2.49:1,为全国收入比最小的省份之一;人均GDP最高的杭州市与人均GDP最低的丽水市,人均GDP之比为2.76:1,在几个沿海发达省份中是最小的。此后,浙江坚定不移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路子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使浙江成为全国区域发展最为协调的省份之一。2017年,浙江城镇常住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51261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956元,分别连续17年和33年居全国各省区第一,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2.054:1,延续十余年持续降低的走势,是全国收入比最小的省份。其中,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杭州市达49832元,最低的丽水市为29329元,两地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1.7:1,在几个沿海发达省份中是最小的。丽水市人均可支配收入,显著高于同期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居民享受的医疗保障、基础教育、社会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来看,浙江省各项指标均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其中2017年浙江省最低月工资标准为全国各省市最高;2016年医院、卫生院床位数为49张/万人;卫生技术人员77.4人/万人。在《2017年中国发展指数》排名中,浙江位于全国各省市第五,健康、教育、生活水平、社会环境等四方面均位居全国前列。

      1.“山海协作”充分发挥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各自的比较优势,通过优势互补,补齐各自短板,实现互利共赢,走出了一条有浙江特色的区域协调发展路子。15年来,山海协作工程成效明显,浙西南地区获得了项目、资金和人才,实现了加快发展;沿海地区获得了要素资源和发展空间,实现了加快转型。而且,山海协作的内涵和方式都得到了大大的扩展。从结对关系看,全省与26个欠发达县结对的发达县(市、区)从30个增加到43个,同时在县县结对、部门结对的基础上,拓展了村镇、村企等结对。从合作内涵看,在深化特色产业、社会事业、群众增收等领域合作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推进了科技创新、农旅融合、乡村振兴等领域的合作。从平台覆盖看,目前全省已有各类山海协作共建平台32个,其中,工业类产业园9个,生态旅游文化产业园16个,各类“飞地”园区7个,实现26县共建平台全覆盖。2012年到2018年一季度,全省累计实施山海协作特色产业合作项目3601个,到位资金2664亿元;实施群众增收、新农村和社会事业项目1686个,到位资金7.98亿元。在衢州市,山海协作产业合作项目所创造的经济增加值,已占全市新增生产总值的35%左右。“山海协作工程”成为推动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使欠发达地区对全省经济总量的贡献率不断提高。山海协作也成了全省各地推进自身协调发展的普遍方式。杭州市于2010年正式推出“区县协作”战略,将城区和五县市进行挂钩结对,从产业协作开始,实行全方位统筹发展,实现产业共兴、资源共享、环境共保。还专门设立统筹基金,每年由市财政新增10亿资金支持五县市发展。各个城区同时设立专项基金,每年不低于3000万元,用于区县合作项目的前期筹备。区县协作使杭州市内区县之间、城乡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区县协作后,大家资源共享,互通有无,在规划的设计和实施工程中,都把对方当作“自家人”加以充分考虑。甚至许多对外的推介会、招商会,双方联袂登场,紧密合作。在区县协作战略推动下,杭州五县市发展势头良好,财政收入占全市的比重不断提高。

      2.新型城市化战略推动浙江四大都市区齐头并进、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的强大动力,使浙江形成了以城带乡、城乡互促、区域一体、整体发展的良好格局。2006年8月,浙江召开全省城市工作会议,习近平同志首次提出“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城市化道路”,强调“坚持统筹发展、集约发展、和谐发展、创新发展”“进一步优化城镇体系,完善城乡规划,提升城市功能,加强城市管理,创新发展机制,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城乡互促共进的新型城市化道路”。此后十多年来,浙江历届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同志新型城市化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把新型城市化这篇大文章书写得气势磅礴。2009年9月,浙江省政府与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签署了《关于联动推进浙江新型城市化发展的意见》,提出通过部省共建,将浙江打造成为全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先行区和示范区。2011年2月,国务院批准实施《浙江省城镇体系规划(2011—2020)》,使浙江成为全国首个正式实施新一轮城镇体系规划的省份。2012年5月,浙江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新型城市化工作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地深入推进新型城市化。同年7月,浙江省委印发《浙江省深入推进新型城市化纲要》,省政府制定出台《浙江省新型城市化发展“十二五”规划》,将浙江的新型城市化推上更高的台阶。2014年4月,浙江再次召开全省新型城市化工作会议,提出了全面提高城市化质量和水平的更高要求。十多年的新型城市化,使浙江发展的空间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城市化结构形态更为合理。杭州、宁波、温州和金华—义乌四大都市区经济加快发展,城市集聚辐射功能不断增强,在长三角城市群中的地位逐步提升。省域中心城市发展势头良好,美丽县城、县域中心城市加快建设。“三群四区七核五级网络化”省域城镇空间结构进一步完善,初步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格局。目前,浙江的城市化率为68%,高出全国约10个百分点。四大都市区成为推动全省发展的四台“发动机”。一个以中心城市为核心,以四大都市区为主体,以海洋经济区和生态功能区为两翼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已然成型。

      3.城乡一体化战略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来统筹谋划,构建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整体发展新格局,使浙江进入了城乡融合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的新阶段。2004年,在习近平同志主持下,浙江在全国率先出台《浙江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纲要》,拉开了城乡协调发展的大幕。2006年,浙江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工作、走新型城市化道路的意见》,提出要实施“中心镇培育工程”,打通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关键环节。此后,浙江历届省委、省政府以钉钉子的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同志关于城乡一体化发展重要论述,绘就了一幅如诗如画的浙江城乡一体化发展图景。2010年,浙江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基础上作出了建设“美丽乡村”的决策部署,并在全国率先开展小城市培育试点。在当年的上海世博会上,浙江馆以“幸福城乡、美好家园”为主题,向世界展示了浙江区域协调发展的鲜明特色与独特魅力。2015年,浙江创造性地提出建设特色小镇,重点培育和规划建设100个左右特色小镇。总体上看,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编制省域空间总体规划,统筹安排全省生产、生活和生态发展空间。开展开化、嘉兴、德清三个国家级“多规合一”试点。编制实施浙江省城镇体系规划(2011—2020年)、环杭州湾、温台沿海和浙中三大城市群规划和县(市)域总体规划,编制杭州、宁波、温州、金华—义乌四大都市区规划纲要,修改完善全省近200个中心镇新一轮城镇总体规划及近2万个村的村庄规划,实现了县(市)域范围城乡规划全覆盖、要素全统筹、建设一盘棋。一个城乡一体化的规划管理格局已经形成。与此同时,城乡人居环境品质不断优化。全省有联合国人居奖市县和项目的数量、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市县和项目的数量,以及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数量等都位居全国前列,省级以上风景名胜区总面积占全省陆域面积的比重已经超过6%,也处于全国前列。另一方面,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和均等化程度明显提高,教育、卫生、文化等民生事业加快发展,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公共文化和便民服务体系基本实现全覆盖,全面进入全民养老医保时代。从中心镇、小城市培育到四大都市区建设,从美丽乡村到特色小镇,展示的不仅仅是诗画江南的城乡一体化美景,更昭示了浙江已经进入城乡融合发展的新阶段。

      4.“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浙江本土之外寻求更多的资源和发展空间,在更高的层次上促进浙江的整体发展,开辟了区域协调发展的新空间。2005年3月,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栏目发表《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文章指出,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是浙江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浙江在高起点上实现更大发展的战略选择。十多年来,浙江历届省委、省政府坚持“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的理念,从更高的层次,以更开阔的视野谋划浙江的整体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在主动接轨上海、加强长三角地区合作方面,首先,制度层面上,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人会议实现了制度化;其次,基础设施和硬件建设上,长三角主要城市之间的高速公路网基本形成,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网也正在形成之中,三小时经济圈开始形成;最后,市场一体化上,企业之间的交流、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公共服务的共享都更加顺畅。目前沪杭同城化、长三角一体化带来的要素流动、优势互补、深度分工等效应已经显现,不仅直接促进了浙江的区域发展,也推动了长三角一体化进程。在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方面,一方面,从2011年开始实施“浙商回归”工程,希望借用另一个浙江——800万省外、海外浙商的力量,来激发浙江经济的再一次飞跃。另一方面,积极鼓励浙商“借船出海”,走出了一条具有浙江特色的海外并购之路。通过开展跨国并购,浙江一些龙头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布局产业链、价值链,抢占市场发展制高点,促进了企业跨越式发展,也推进了浙江的产业升级,吉利、龙盛、华立等都成为成功的案例。可以说,浙商的“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已经形成了促进浙江区域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在向蓝色海洋拓展更大发展空间方面,海洋经济示范区、舟山群岛新区等的规划建设、全省港口一体化的强力推进等,使浙江海洋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2017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达到7540亿元,比2016年增长11.8%,增速比2016年高出4.4个百分点。海洋港口一体化不断取得新成效,宁波舟山港成为全球首个年货物吞吐量突破10亿吨的大港,连续九年摘得货物吞吐量世界第一的桂冠。海洋经济已经成为浙江经济新的增长点,大大拓展了浙江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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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伊犁果子沟大桥。

      三、习近平同志推动浙江区域协调发展的探索和实践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理论贡献

      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积极谋划区域协调发展,无论是在浙江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他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都体现了对区域协调发展规律的精准把握和不断创新,对推动浙江和全国区域协调发展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

      1.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探索,注重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短期与长期、重点与一般、内部与外部等重大关系,体现了对区域协调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这一整体发展观,始终贯穿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更广领域更高层次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思想之中。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基于对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辩证关系的认识,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百亿帮扶工程”“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和“山海协作工程”。以“山海协作工程”为重点,则体现了对重点与一般关系的准确把握,是重点论与两点论的统一,这也是他通过局部之间的协调来推进整体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他提出要“着眼于全省经济布局优化推进‘山海协作工程’”,并制定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海洋经济、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体现了对区域整体发展观的深刻把握。他提出了“六个整体推进”的要求:整体推进城乡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着力形成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新格局;整体推进城乡就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着力形成城乡一体的就业新格局;整体推进城乡规划建设与生态环境建设,着力形成城乡建设互动共进的新格局;整体推进发达地区的加快发展与欠发达地区的跨越式发展,着力形成先富带动后富、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格局;整体推进城乡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着力形成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相互促进的新格局;整体推进城乡配套改革,着力形成统筹城乡发展新体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谋划上,坚持事物普遍联系的整体理念,运用矛盾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将整体发展观升华到更高远的境界。长江经济带、环渤海经济带、自由贸易试验区、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发展战略的相继提出,形成了一个全国层面区域协调发展的大格局;而“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则显示了一种大气磅礴的关于世界发展的整体观。

      2.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探索,着眼于全面提高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能力,着力构建政府推动、市场运作、全社会参与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这一战略性设计,始终贯穿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整体谋划之中。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十分重视破除旧体制、建立新机制,努力探索一条有浙江特色的区域协调发展之路。他强调,要在深化改革中破除阻碍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性障碍;要大力实施“三大工程”,加快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全面提高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的能力;要坚持政府推动、市场运作、全社会参与,努力在统筹区域发展方面走在全国前列;要完善区域协作和结对帮扶机制,充分发挥发达地区先发优势,推动发达地区优势产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在欠发达地区援建一批农村经济发展和村庄整治建设项目。同样,在主动接轨上海、推进长三角地区一体化问题上,他也多次要求共同建立沪苏浙经济合作发展座谈会制度和党政主要领导层的定期会晤机制,并高度重视主动推进对口帮扶和对口支援工作。

      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建立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和新机制,针对不同区域的特点,强调取长补短、精准定位、区别发展。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深化改革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发挥优势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创新引领率先实现东部地区优化发展,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提出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认为这是千年大计,是化解北京“大城市病”的重要举措,也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拓展发展新空间的重要举措。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还提到,要“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这不仅对于进一步利用好海洋资源,统筹内陆、近海和远海各种资源,提升在海洋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关于建立健全区域协调发展机制的思想,贯穿于他对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机制的谋划推动之中,体现了通过加强机制建设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思维。

      3.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探索,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巩固和厚植原有优势,使优势更优;补齐短板,实现现有劣势向后发优势的转化。这一比较优势观,成为始终贯穿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科学方法论。区域一体化,实质上就是要按照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通过分工协作,发挥各自比较优势,走出一条科学持续、协同发展的路子。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多次强调,作为城乡和区域发展比较平衡的地区,要大力加快城市化进程,充分发挥县域经济的优势和活力;要发挥浙江山海资源优势,辩证看待资源问题,转变发展思路,大力增强科技实力、生产实力,努力提高开发各种资源的能力;充分利用丽水与温州、台州、金华等经济发达地区地域相联的优势,主动接受发达地区的经济辐射和产业转移,实现与周边地区优势互补。对于当时浙江呈现出来的块状特色经济优势,他强调加快发展块状经济,有利于加快产业的集聚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有利于推动全省经济进一步扩大总量、提高质量,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有利于加快推进城市化,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到中央工作后,习近平总书记一以贯之地强调发挥比较优势对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性。他多次提出,要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打破区域分割、各自为政的局面,形成一体化发展的格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生产力布局优化,重点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三大战略,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构建连接东中西、贯通南北方的多中心、网络化、开放式的区域开发格局,不断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中央相继提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长江经济带、环渤海经济带等一系列区域发展战略和规划,以及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等重大举措,充分展现了“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的区域协调发展思路。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形成的区域比较优势论,在全国层面得以全面展开、充分发挥,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4.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探索,把让不同区域的城乡居民享受基本同等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作为统筹区域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使“实现全面小康一个乡镇也不能掉队”。这一为民情怀,是始终贯穿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思想的价值指向。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提出并深入实施的“百亿帮扶工程”“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和“山海协作工程”三大工程,其核心价值指向无疑是提高欠发达区域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使他们能享有与发达区域大致相同的生活质量。“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他提出要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城乡一体化,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正是看到了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所造成的城乡之间巨大的差距。他提出“跳出浙江发展浙江”,则是从更宽阔的视野,为人民谋求更大的发展。无论是从山海协作到接轨上海,还是从城乡一体化到区域一体化;无论是“跳出浙江发展浙江”,还是构建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无不闪耀着他忠诚为民的高尚情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这种为民情怀彰显得更为博大、更为深厚。他在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区域协调发展的三大目标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他深情地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13亿人要携手前进。让几千万农村贫困人口生活好起来,是我心中的牵挂。我们吹响了打赢扶贫攻坚战的号角,全党全国要勠力同心,着力补齐这块短板,确保农村所有贫困人口如期摆脱贫困。对所有困难群众,我们都要关爱,让他们从内心感受到温暖”。他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家庭、一个人都不能少。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探索,凸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断升华,展示出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

      四、进一步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思想在浙江的新实践

      浙江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积极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思想在浙江的新实践。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作出了建设“六个浙江”,突出“四个强省”工作导向,推进“两个高水平”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对区域协调发展作出了新的部署。浙江认真处理好“城与乡”“富与贫”和“内与外”三对关系,坚持走新型城市化道路,高质量推进大湾区大花园大通道大都市区“四大平台”建设,积极参与长江经济带建设和长三角合作发展,以“一带一路”为统领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努力谱写浙江更高质量区域协调发展的崭新篇章。

      1.打造山海协作升级版,进一步实现更高质量的区域协调发展。2019-06-20,浙江省委、省政府在衢州市召开全省山海协作工程推进会,提出要聚力打造“山海协作工程”升级版,实现更高质量的区域协调发展。以创新合作为重点,研究技术、人才、信息等要素向山区转移的好办法,推动协作内容从传统产业梯度转移更多向创新成果转化落地转变。继续在解决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上下功夫,把浙江区域协调发展的质量提得更高、亮点做得更亮。坚持把新发展理念贯穿于打造“山海协作工程”升级版始终,充分发挥山区绿水青山这个最大优势,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理念,坚定绿色发展、生态富民的信念,加快打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通道。充分挖掘山区开放的潜力,进一步打开山区开放发展的空间,以旅游国际化为突破口提升经济国际化水平。突出共享导向、做好民生工作,让更多群众在“山海协作工程”中有更多的获得感。着力建好协作发展新平台,重点谋划建设“飞地”园区、生态旅游文化产业园、山海协作产业园,实现特色化高质量发展。加强高端要素和公共服务供给,围绕富民惠民安民行动计划,加大技术、人才协作力度,着力提升山区医疗、教育质量,坚决打好低收入百姓增收攻坚战。

      2.新型城市化再谋新篇,进一步完善高质量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党的十八大以来,浙江省委、省政府坚持把新型城市化作为推进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的重要动力,不断创新和完善新型城市化的体制机制。2016年1月,省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浙江省“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深入推进新型城市化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以新型城市化为主抓手,把山与海、城与乡作为一个整体来统筹谋划,塑造以四大都市区为主体,海洋经济区和生态功能区为两翼的区域发展格局。同年9月发布的浙江省新型城市化发展“十三五”规划,作出了更为系统具体的部署,提出以人的城市化为核心,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都市区为主体形态,优化形成“一体两翼”空间格局;以适用、经济、绿色、美观为建筑方针,塑造城市特色环境风貌;以完善城市治理体系为支撑,增强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创新推动产业转型为重点,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以体制机制改革为保障,推进区域统筹、城乡一体,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生态文明、区域协调、文化传承的新型城市化道路。2017年6月,省第十四次党代会对新型城市化提出更高要求:一是加快建设环杭州湾、温台、浙中三大城市群,大力提升四大都市区综合能级和国际化水平,积极打造国家中心城市,推动区域中心城市提质升级,推进有条件的县(市)发展成中等城市,培育一批小城市和中心镇,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二是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加快城市整体提升,推动城市人居品质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做强市域经济与激发县域经济活力并重,推动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都市区经济转型;四是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深化“三权到人(户)、权跟人(户)走”改革,加快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居民收入均衡化、产业发展融合化。同年9月,省政府发布《浙江省加快推进新型城市化建设行动实施方案》,从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培育发展城市群和新生中小城市、提升城市功能和宜居水平、加快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深化重点领域改革等五个方面进一步细化落实。同时,开展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改革试点,继续推进扩权强县和强镇扩权等改革,进一步提高城镇化率。

      3.以大湾区大花园大通道大都市区建设为重点,进一步优化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改革开放40年的快速发展,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水平的迅速提高,使浙江的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已经进入到了一体化全面融合发展的新阶段,发展的空间格局面临深刻的调整。浙江省委、省政府及时启动了大湾区大花园大通道大都市区建设行动计划,以杭州湾经济区为核心,联动推进甬台温临港产业带建设,加快打造一批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浙西南生态旅游带为重点,推进生态功能区保护发展,把省域建成大花园;构建以义甬舟为主轴的开放通道、支撑大湾区创新发展的湾区通道、引领大花园建设的美丽通道,促进省域联动发展。大力加强杭州、宁波、温州、金华—义乌四大都市区建设,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实施海洋强省行动,深化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和舟山群岛新区建设,打造以宁波舟山港为龙头的世界级港口集群。不断优化的空间发展格局,将进一步促进浙江全域的一体化融合发展,区域协调发展也将进入更高质量的新阶段。

      4.做好接轨上海,融入长三角、长江经济带建设大文章,进一步深化拓展区域协调发展的广阔空间。接轨上海,融入长三角和长江经济带建设发展,是进一步拓展浙江更高质量区域协调发展空间、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近年来,浙江省委、省政府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习近平同志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建设的战略部署,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主动接轨上海,积极融入长三角和长江经济带建设发展。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明确指出,要积极参与长江经济带建设和长三角地区合作发展,支持嘉兴打造全面接轨上海示范区,不断拓展发展空间。省委十四届二次全会进一步要求,以重大合作项目为载体主动接轨上海,促进长三角率先发展、一体化发展,积极参与长江经济带建设。首先,精准定位,不断探索融入发展的新途径新平台。按照高质量发展、国际化和现代化的要求接轨上海;谋划打造环太湖生态文化旅游圈、合力推进宁杭生态经济带和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共同建好G60科创走廊,实现与江苏的共赢发展;坚持以“两山”理念为引领,与安徽联动推进千岛湖及新安江流域保护、浙皖闽赣生态旅游协作区建设。其次,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注重系统推进。突出整体谋划,建立清晰完善的规划体系;突出生态优先,共建绿色生态廊道;突出互联互通,大力推进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建设;突出创新发展,加快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特别是以更加主动有为的姿态和举措,认真负责地做好我省与新疆、西藏、青海、四川、贵州、重庆、湖北、吉林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部分地区的对口帮扶、对口支援、对口协作、对口合作工作,努力为全国区域协调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第三,实现全领域全方位融入发展。接轨上海,融入长三角和长江经济带建设,不是一个市、几个市参与的事,而是全省域的大事;也不是一个领域、几个领域的合作,而是全方位的合作;不仅仅是洽谈对接、互动交流,而是深层次的一体化。全省各地都要各尽所能,各扬所长,参与和服务一体化,融入一体化,为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和长江经济带建设作出浙江贡献。

      (课题负责人:徐明华 杨大鹏)

    杭衢打造山海协作升级版

    念好“山海经” 唱响“协作曲”

    浙江在线记者 逯海涛 祝旖波 报道组 周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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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衢州绿色产业集聚区。

      浙江在线7月20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逯海涛 祝旖波 报道组 周洲)这是一本缩小地区差距的“山海经”,这是一首区域协调发展的“协作曲”。浙江大地上“山”与“海”的牵手,为衢州等浙西南山区的跨越式发展撑起了别样的天空。曾经的“山”和“海”之间,横亘着一条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沟壑。2002年起,浙江开始实施山海协作工程,自此开启山呼海应、携手共赢的全新探索。山海并利、山海共赢,历时16载,我省山海协作工程成就斐然。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今年5月30日,全省山海协作工程推进会在衢州召开,提出聚力打造山海协作工程升级版,实现更高质量的区域协调发展。会后,杭州、衢州两地连夜开会对接。步入新时代的浙江,“山”与“海”的手必将越握越紧。

      一条高铁

      直接导入杭州创新资源

      邱珺琪是位衢州姑娘,她上班的公司在杭州未来科技城。“就盼着杭衢高铁能早点建好,四十多分钟就能从杭州城西回到衢州,可能比早晚高峰去武林广场还快呢。”虽然现在从杭州东站到衢州也有高铁,但是路上还是有点折腾。首先邱珺琪要花一个多小时横穿杭州市区从城西赶到杭州火车东站,然后再坐高铁到衢州,中途还要绕道金华,遇上节假日往往一票难求。

      同样牵挂着这条高铁的还有衢州市对口支援办公室专职副主任蔡小龙,他最近正为了杭衢高铁的前期工作忙得不可开交。周一出发去北京,回衢州匆匆过个周末,下周接着往北京跑,已经连续好几个星期,蔡小龙和几位同事都“泡”在北京各部委的大院里。他办公室里备着一只背包,里面有简单的换洗衣服,常常连招呼也顾不上和家里人打一个就出发了。北京更像是他们日常工作生活的地方,回趟衢州倒像是出差。“我们一直在和中铁总、自然资源部等部委沟通,就是为了赶紧把项目往前推。”蔡小龙说。

      蔡小龙的紧迫感除了来源于杭衢两地群众的呼声,更来源于他对这条高铁重大意义的认识。“这条高铁可以说是当前衢州的一号工程,它是一条连接杭衢的同城路,是打造杭衢山海协作升级版的具体抓手,是衢州融入杭州都市圈的有形通道。”

      衢州素有“四省通衢”之称,但由于地处浙江西部,交通依然是制约衢州发展的最大短板。2017年,在没有列入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和浙江省“十三五”铁路发展规划的前提下,衢州以“虎口夺食”的勇气和担当,成功争取了杭衢高铁落地。

      杭衢高铁的早日修建开通,为实现杭衢同城化、衢州纳入杭州都市圈提供了先决条件,更重要的是,它的开通也将加快衢州融入杭州创新生态圈的速度。要知道,高铁这头直接连接的可是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这是杭州优质创新资源最为集中的地方之一。

      蔡小龙告诉记者,目前项目的前期推进非常顺利,今年4月已经组织了初步设计审查,并将于今年开工建设,这在铁路项目中速度是很快的了。“杭衢速度”,蔡小龙这样形容前期的推进工作。2022年,这条铁路建成后,杭衢间将做到“西站通西站、高端到高端、枢纽接枢纽”,可完全实现杭衢两地点对点直达、上下班通勤。杭衢高铁建成后,两地时空距离将缩短到41分钟。到那个时候,不仅两地通勤不是梦,人才、信息、资本、技术、项目等各种高端要素也将沿着这条高铁,从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源源不断导入浙西的衢州。

      一块飞地

      打造新旧动能转换新高地

      在以往的观念中,山海协作工程一般是发达地区向浙西南山区单向“输血”,产业的扶持也存在阶梯转移现象。而正在打造的升级版山海协作,强调的则是“创新合作”“共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理念。

      在杭州未来科技城核心位置,一组由4幢大楼一字排开组成的气派楼群,上面“衢州海创园”几个大字格外醒目,这正是衢州在杭州的一块“飞地”,高新技术产业从这里被引向衢州,这块“飞地”也成为衢州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的新高地。

      杭州牛盾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就坐落在衢州海创园里,除了为互联网企业提供一站式安全解决方案外,旗下的小斗科技还涉及物联网等业务。因为杭州具备区位、人才、资源等各种优势,所以他们的研发和销售总部设在了杭州,而旗下的小斗物云融合平台将会设在衢州。“对我们公司来说,核心团队在杭州,可以享受杭州的政策,也能获得衢州的支持,而产业这块落地在衢州,可以结合衢州的自然资源优势,实现产和研的科学分配。我们不仅把制造放在衢州,更要把智造放在衢州。”公司CEO高春龙说。

      如果说衢州海创园是衢州对接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的先导区,那么衢州市区的衢时代创新大厦就是承接地。这一片外立面白色、线条充满了现代感的楼群在衢州市西区格外引人注目。目前大楼已经建设装修完毕,很快将投入使用。已经确定入驻的有阿里巴巴衢州客户体验中心项目、衢时代大数据项目、中兴克拉物联网项目、安恒信息项目等8家企业。

      “这幢大楼将会是衢州新旧动能转换的暴风眼。”衢州市国资委党委委员余裕明说,“我们创新大厦的产业定位就是数字经济、智慧产业,曾经有一个税收五六千万元的企业想落在这里,但因为它是传统制造业,还是被我们忍痛割爱了。”

      一片花海

      助力农民增收乡村振兴

      今年的端午小长假,衢州龙游一个新建成的景点每天吸引四五万名游客前来游玩。在这里,人们仿佛置身一个鲜花王国,百合花馥郁芬芳、马鞭草唯美浪漫、剑兰清新可人……200多个品种的花卉让人眼花缭乱,游客们争着和这些美丽的花草合影。

      这里就是由杭州萧山区和衢州龙游县共建的龙游花海田园综合体项目,今年6月16日刚刚开园,项目总投资超过5亿元,占地近5000亩,并且获批省级田园综合体试点。这次最先向游客敞开怀抱的,是花海一期“龙园”A、B区,春、夏、秋三季都有鲜花盛开。除了漫山遍野的鲜花,园区里还将打造咖啡吧、书吧、迷宫、美食广场等文创项目。

      这个花海田园综合体也是杭衢山海协作的最新成果。其实龙游和萧山的“牵手”已经开展了多年,在新农村建设、产业合作等方面都有过一系列合作。“萧山真的给了我们很大帮助。”龙游县浦山村党支部书记雷土荣说的不是客套话,因为通过这个花海项目,浦山村的村民可以开展民宿、农家乐、农副产品推销等乡村旅游项目,如果遇到资金方面的问题,萧山区还年年给予资助,并且资金数目不断增加。

      好的项目更需要好的打造。为了给花海项目打造好环境、建设好配套,龙游也拿出了信心和决心,将周边村落进行集中连片改造,推进绿色生态农业区、农业休闲度假区、花海世界休闲区建设,获批省级田园综合体试点,引发“农旅文”聚合效应。通过帮扶结对,花海项目相邻的浦山村,目前已成为该县首批市级“美丽乡村”精品村,获评县“美丽乡村”建设先进集体。

      花海项目不仅带旺了周边乡村旅游,花卉、苗木产业本身也是一个附加值很高的产业。“每年我们有1000万盆的花卉需求量,今后以订单农业模式,带动周边发展花卉种植,可以促进周边农民增收两三千万元。”龙游县农业局相关负责人算了这样一笔账。

      2006年以来,龙游县共引进山海协作产业项目605个,实现投资274.9亿元。一批战略型、龙头带动型、产业型山海协作项目纷纷落户龙游,这些项目的实施改善了农村环境、振兴了乡村经济、提高了农民收入。

    泰顺山民的小康路

    浙江在线记者 王艳琼 通讯员 郑亦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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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在线7月20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王艳琼 通讯员 郑亦扬)“下得来、稳得住、富得起”,2003年,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专程赴欠发达地区开展考察调研,走访泰顺时对下山脱贫工作提出了殷切期盼。自此,泰顺开启了一条山民下山安居、脱贫致富的道路。

      15年间,泰顺积极践行“两山”重要理论,协同开展生态大搬迁与奔小康工作,加快山区城镇化发展,积极助推全县人民奔小康。2017年,全县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超1.5万元,相比2003年增长5倍多;地区生产总值达91.71亿元,实现财政总收入11.43亿元,相比2003年翻了近三番。

      “小区门口就是学校,附近还有医院和体育馆,交通也很方便。”谈起如今的生活,泰顺县罗阳镇鹤联村村民韦开波心里美滋滋的。20多年前,他们家一直住在海拔600米的大山深处,靠养殖为生,下趟山费老大劲不说,如果生病更是想都不敢想。

      5年前,县里出台的一揽子生态搬迁优惠政策彻底改变了韦开波一家的生活。他以每平方米不到4800元的价格,购置了镇中心地段百来平方米的安置房,还拿到了7万多元的旧屋拆除补助金。眼看着日子越过越好,夫妻俩把以前山上养殖的经验带到山下,经营起山货生意,两口子现在每年收入近20万元。

      “走出大山,意味着村民们有了事业发展的新天地。”和韦开波一样,山民严立超安居城镇后,也谋划起“致富经”,摸索出一套独特的山区养蜂技术体系,打响“百花蜂蜜”品牌。在使自己脱贫致富的同时,还带动村里村外300多人就业,品牌农产品年产值超过千万元。

      下山安居推进人口集聚,在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同时,也有助于产业项目落地。据泰顺县司前畲族镇副镇长林建波介绍,自该镇在全县率先实施整乡整村易地搬迁以来,城镇化率从38%提高到80%。如今,当地畲族风情园充分融入畲乡文化,通过乡村旅游、特色农业、来料加工等产业配套,让下山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安居乐业。

      借生态大搬迁的机遇,泰顺全域实现经济复苏,19个乡镇加紧美丽乡村建设、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和民宿经济;312个村做大中心村,盘活山林地、古民居等沉睡资源,开展招商引资。今年,该县还在强村富民上做足文章,探索“泰商+村庄”抱团机制,对“无业可扶”的群众通过低保和社会救助进行兜底,抱团20个村设立泰顺万洋村集体产业发展公司,进行产业投资,增加村集体收入来源。

      “过去村里苦于没有项目,村集体经济常年零收入,如今我们村抱团投资泰商项目,每年至少能增加5万元的经营性收入。”20个抱团村之一的泰顺县筱村镇五蒲村村委会主任翁项日对未来发展充满了信心。

    全面接轨上海再提速——

    嘉善:借“海”扬帆天更阔

    浙江在线记者 郑亚丽 顾雨婷 通讯员 张文燕

      浙江在线7月20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郑亚丽 顾雨婷 通讯员 张文燕)每天清晨,带着露珠的蔬菜瓜果,都会被包装整齐,送到上海市民的餐桌上。

      上海地铁9号线松江新城站广场,吴一书坐上了开往公司的班车,半小时后,他准时出现在浙江嘉善的生产车间。

      习惯去上海看病的嘉善居民李阿姨,这次首选了嘉善县第一人民医院,本地医院和上海医院的合作制度,让她足不出县城就预约到了上海的名医。

      在嘉善,这样的故事每天在发生。作为浙江省接轨上海的“桥头堡”,嘉善牢牢抓住上海这个“强邻”,依托上海这个大“海”,从发展洼地到扬帆远航,走出了一条小县城大开放之路。

      溢出效应

      承接外溢产业

      最近,嘉善县委统战部招商小组组长赵勇频繁往返于嘉善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之间。这次,他瞄准的是一家“环保型充气式缓冲包装”产品生产和应用推广的企业——上海艾尔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顺利的话,这家首个进驻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的公司,将在嘉兴综合保税区B区开启新的征程。

      嘉兴综合保税区B区位于嘉善县西塘镇,进驻的企业都大有来头,世界500强、行业龙头企业等的一大批优质项目落户这里。

      一个小镇何来这么大能量?“嘉善90%的项目信息来自上海”,嘉兴综合保税区B区管委会主任张激文一语道出“招商秘诀”。

      从“大树底下不长草”的担忧到“借梯登高”的开放,嘉善接轨上海的身姿越发矫健,招商引资力度也逐年加大,努力打造“总部在上海、制造服务在嘉善”的产业协作体系,最大限度承接上海的溢出效应。仅去年新引进的来自上海的内资项目就有35个,计划总投资51.14亿元。

      从事招商工作20多年的张激文对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颇有感触,笑称这是在“家门口”招商,“上海是项目信息集聚之地,我们和上海地缘相近,紧紧抓住上海这座富矿,就不愁没有项目。”

      去年,嘉善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20.95亿元,增幅居嘉兴全市第一。细看成绩单,高分的取得无不与上海有关。这些年,嘉善以“八八战略”为指引,积极接轨上海,吸引了一批高质量外资,破解了早期产业层次不高、资源要素短缺等困境,“借船出海”的势头正劲。

      集聚效应

      吸引高端要素

      从上海松江出发,行车半小时后,陈磊的车子驶入嘉善“归谷智造”小镇,这里是他上班的地方。和其他创业人才一样,陈磊走的是“安家在上海,工作在嘉善”的道路。

      从上海交通大学博士毕业后,陈磊就开始在全国各地考察,准备选址创业。这时,嘉善投来了人才引进的“橄榄枝”。综合考虑区位优势、政府服务等因素后,陈磊在嘉善成立了浙江朗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汽车发动机氧传感器芯片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2014年12月注册成立公司,2015年选址装修、设备进场、投入生产,2016年10月已有了不错的销售成绩。这样的创业速度出乎我的意料。”陈磊坦言,正是嘉善对人才的各项优惠政策,才使得创业项目可以这么快落地见效,他的项目成为2015年中国归谷嘉善科技园区“创新嘉善 精英引领计划”项目。而今,他的企业年产值已经超过1000万元。

      在嘉善“归谷智造”小镇,有很多像陈磊一样的创业者,从上海来到嘉善,为当地科技创新注入活力,这些都离不开政策的支持。去年,嘉善又出台实施“科技新政15条”“人才新政32条”,这次“史上力度最大的”科技与人才新政吹响了嘉善集智聚才的“集结号”。今年以来,嘉善引进上海高层次人才76名,与上海高校、研究院所达成技术合作意向,成功签订了21个科技合作项目。

      在接轨上海的过程中,嘉善一直注重引才引智,借助上海这个高端要素集聚地,加快推进上海人才创业园建设,积极与东华大学、上海大学等高校合作,走出了一条大开放、国际化的产业转型升级路子。

      同城效应

      共享民生资源

      6月的歌斐颂巧克力小镇,繁花盛开,游人如织,空气中弥漫着甜蜜的味道。前不久,上海市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和上海市民终身学习体验基地在这里挂牌,来自上海、嘉善两地的100多名学生代表在基地互赠礼物,结下了深厚友谊。

      上海、嘉善两地跨省市校外衔接、协同育人的合作,是嘉善接轨上海的又一大成果,更是全面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一项具体实践,嘉善县委书记许晴如是说。

      与上海教育层面的接轨,嘉善早就迈出了步子。位于新西塘孔雀城地块的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善实验学校,今年9月将迎来它的第一批新生,强大的师资力量和优质的教育资源吸引了众多家长的目光。随着嘉善不断接轨上海,还会有更多教育合作成果涌现出来。

      教育资源共享,只是嘉善接轨上海的成果之一,两地一体化正渗透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同城效应越发显现。从嘉善到上海,坐高铁只需23分钟,下了高铁,嘉善市民刷市民卡就能乘坐上海的地铁,不需要“身份转换”。嘉善市民可在上海各大医院的住院部实现刷卡结算,也能在本地医院预约上海的医生。

      如今,同城效应延伸到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嘉善百姓而言,享受到的是更高品质的服务和体验;对嘉善而言,开启的是无限可能的大发展。

    浙江积极推进东西合作对口支援——

    “之江情” 牵八方

    浙江在记者 吕苏娟 潘如龙 通讯员 叶建军 骆方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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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伊犁果子沟大桥。

      浙江在线7月20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吕苏娟 潘如龙 通讯员 叶建军 骆方豪)站在东海之滨,遥望整个中国,一幕沿海与内陆携手共赴全面小康的大片,已渐入高潮。

      1994年,我省开始对口支援西藏,随后又相继开展了对四川、贵州等地的帮扶工作,至今帮扶和支援的地方涉及8个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不仅助推了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也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站在新起点上,回望历史、遥想未来,我们一起走进那些地区,见证它们的蜕变与重生;走近那些人,见证他们的付出与收获。

      三大工程

      助力新疆脱贫攻坚

      在杭州延安路上,有一家专卖新疆水果的网红店,名叫“驿疆南”。

      这家小店开设于去年11月,是我省首家“十城百店”旗舰店。“精选优质新疆水果,形成统一品牌,让浙江人民吃得开心、新疆人民卖得开心,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店主黄勋热情地说。

      为此,去年7月,浙江省农发集团和阿克苏地区签署农业产业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商定共同启动产业援疆“十城百店”工程,推进“疆果东送、浙产西进”。截至目前,该项目已实现全省11个设区市全覆盖,辐射110家直营店、加盟店,预计到今年年底将开设销售网点300个以上,实现县级城市全覆盖。

      “这是我省产业援疆‘三大工程’之一。”浙江省援疆指挥部指挥长王通林说,随着我省援疆工作步入第21个年头,过去“大水漫灌”的“输血”式帮扶,正在向“精准滴灌”的“造血”式帮扶转变。“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兴旺了产业,才能真正助力新疆人民脱贫致富。”

      今年,是我省“援疆工作奋进年”。以产业援疆促就业、民生援疆助脱贫为指引,我省相继推出“十城百店”“百村千厂”“万亩亿元”三大工程,积极开展电商、金融、旅游、电力“四业共援”,助力当地脱贫致富,实现边疆地区的和谐稳定。

      今年6月,“诗画浙江—阿克苏号”旅游专列再次从浙江出发,历经16天时间,行程1万公里,来到新疆阿克苏。带着助推阿克苏地区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的美好愿望,浙江人民通过深入新疆、了解新疆文化,力争为当地发展播下更多产业兴旺的种子。

      名师上门

      培育黔藏“新苗”

      贫困地区如何后来居上,实现全面小康?关键还在人才。

      中午时分,忙于整理材料的陈立群让别人帮忙打包午饭后,又投入到了工作中。这位杭州学军中学的前任校长,自两年前来到贵州省台江县民族中学后,就一直奋战在一线。

      “一个地区要加快发展,首先要找准症结。”上任伊始,陈立群就拿“师生自由散漫、学校管理薄弱”的问题开刀,先扩大食堂,将原先的一个食堂、一口锅变成了三个食堂、六口锅;再对全校学生实行封闭式寄宿制管理,让2000多名学生全部住校;最后出台10多项管理制度,全面提升学校的凝聚力与竞争力。

      仅一年后,台江县中考前100名留在当地读高中的学生,就从2016年的10多人,变成了2017年的95人。而高考考上本科的学生,也从2016年的228人提升到了2017年的294人,增速位居黔东南州16个县(市)第一名。

      陈立群所做的这一切,是浙江支援和帮扶贫困地区教育的一个缩影。1994年,我省开始对口支援西藏那曲地区;1996年,宁波开始帮扶贵州省黔东南州的16个县和黔西南州的8个县……通过在贵州开展课堂教学改革、牵头组织那曲高级中学与拉萨其他四所普高组成“五校联盟”、派出数十位浙江优秀教师到藏区支教等各项举措,我省为贵州、西藏等地教育发展插上了飞翔的翅膀。

      除教育扶智外,我省还计划每年帮助那曲培训扶贫干部30名、贫困家庭青壮年劳动力100人,并安排那曲10名扶贫干部到浙江有关市(县)挂职锻炼。同时,还从卫生、教育、旅游等各方面与藏区建立对口帮扶关系,并将特色小镇建设的优秀经验带到当地,助力当地城乡一体化发展。

      最多跑一次

      在吉林释放新动能

      去年9月,浙江开始正式对口支援吉林。来自吉林的20名挂职干部,借此深入了解浙江,从浙江汲取发展经验,助力当地发展。

      张东辉就是其中之一。他是长白山管委会旅游局的党组成员,来到杭州后就在余杭区旅游局挂职。“到浙江后,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最多跑一次’改革,它不仅简化了政府办事流程,更从服务、政策、制度等多方面优化政府供给。”

      此后,他将自己和其他挂职干部在浙江的所见所闻,变成一份份报告送回吉林。而远方的吉林,也快速作出了反应。今年年初,吉林印发了《全面推进“只跑一次”改革实施方案》,致力于打造遇事不求人、规则无偏见、投资有商机的良好环境,推动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发展。

      截至目前,吉林已对外公布了两批次“只跑一次”的事项清单,共计3227个事项,已达到全部事项的80%。

      今年,是浙吉两省的旅游“企业互动年”,双方先后推出了“吉林72小时”“浙里出发去吉林”“百家旅企走浙江”等系列活动。同时,吉林10个地区还与浙江结对,先后签约了89个总投资达815亿元的项目,涵盖了汽车、石化、农产品加工等多个领域。

      将独特制度优势转变成助力各地发展的“秘密武器”,是我省一直在做的努力。不论是将“两山”理论引入四川阿坝州、将“致富经”引入青海海西州,还是将新兴产业落地重庆涪陵,我省通过输送干部、培养干部、管理干部,激活各地发展潜能,助力当地迎来新一轮发展。

    宁波舟山港向世界一流进军

    大潮奔涌逐浪高

    浙江在线记者 程永高 吴佳珅 林上军王凯艺 通讯员 马乾伦

      浙江在线7月20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程永高 吴佳珅 林上军 王凯艺 通讯员 马乾伦)南北青山夹峙,东向大洋波光粼粼。初夏之际,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巨轮穿梭,吊机林立,气势恢宏,正是近年全港一体化发展突飞猛进的真实写照。

      “宁波、舟山港口资源不断整合,1+1>2,双线飘红已势不可挡!”作为一名从业20多年的海港老兵,北仑第三集装箱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伟武难掩兴奋和自豪。

      就在这里,2006年12月,宁波—舟山港集装箱年吞吐量突破700万标准箱,而到了2017年年底已超过2400万标准箱。更可喜的是,宁波舟山港去年成为全球首个年货物吞吐量超10亿吨的大港,已连续9年位居世界第一。

      协调发展引领腾飞。过去十多年,宁波、舟山两港一体化合作不断加深,消除了同质化竞争,实力大增。宁波港口专注发展集装箱,舟山港口集中做大做强大宗散货,齐头并进。如今,宁波舟山港生产性泊位数量、万吨级泊位数量,稳居国内大港口前列。

      宁波舟山港金塘港区大浦口集装箱码头,是两港合作开发的首个码头。2008年港口建设启动,徐伟武的老同事李凌霄转战大浦口。如今,大浦口码头年集装箱吞吐量已超过100万标准箱,记忆里荒凉的芦苇地再也难觅踪迹。

      海洋的大规模开发,需要强大的陆域经济支持;陆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必须依托于蓝色国土,发挥海洋优势。

      大陆连岛工程,又名舟山跨海大桥,当年正是在习近平同志积极推动下修建起来的。2009年正式开通后,舟山一个个孤立的小岛连上了大陆。金塘岛,不仅是舟山群岛地理意义上的“桥头堡”和门户,更是舟山群岛新区实施陆海统筹战略的重要枢纽。金塘管委会主任张捷介绍说,2017年金塘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比2008年增长了2.1倍、11.9倍、3.1倍。

      “桃夭门大桥宏伟又壮丽,2个桥墩入云天……从此海岛成半岛,册子与舟山连一片。”册子岛紧邻金塘岛,大桥建成后,“走书”作者俞松祥老人与许多村民陆续从外地返乡创业,不少人靠开农家乐实现了致富。

      跳出浙江发展浙江,充分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今年4月10日,全国首艘2万吨级江海直达船抵达长江沿岸马鞍山港,直接在码头卸载铁矿石,我国江海联运迈出历史性一步。相比内河航运,江海联运单位运输时间和运费能够节省一半。事实上,江海联运高水平发展,对提高长江黄金水道运输效率、落实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等意义重大。

      舟山市港航管理局副局长锁旭东说,江海联运将是一个千亿元乃至万亿元级别的市场。宁波舟山港,将成为市场主要“掘金者”。

      目前,宁波舟山港正积极对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港口,远洋干线多达123条,进一步巩固了国际枢纽港地位。

      在不久前召开的全省对外开放大会上,浙江提出要对标世界一流打造宁波舟山国际枢纽港。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蒋伟透露,“下一步将在港口智能化、现代航运服务业、综合环境优化上下功夫,加快建成运输效率最高、服务质量最优的国际强港。”

      携手闯新天,大洋千帆竞。浙江自贸实验区、油品全产业链、投资超千亿元的绿色石化基地、甬舟铁路项目等正加速推进。浙江海洋经济发展大格局加速形成,经略海洋的梦想正逐渐照进现实。

    区域协调发展篇

    山呼海应 协调共赢

    浙江在线记者 王玉宝

      浙江在线7月20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王玉宝)站在宁波镇海蛟川的一角向海眺望,云水茫茫。

      尽管造物主撒在东海洋面的那一串明珠——舟山群岛只在20公里开外,但遇上风雨如晦的日子,依然“烟涛微茫信难求”。千万年来,这片岛屿孤悬海中。

      一切,在2019-06-20彻底改变。这注定是个载入史册的日子。

      这一天,舟山大陆连岛工程历经十载,终于全线建成通车!从那一刻起,也是从蛟川出发,五座跨海大桥翻山越海、气贯长虹,截断千百年来拍岸的惊涛,喷薄人定胜天的伟力,波翻涛涌之间,将舟山群岛与大陆融为一体。这一令舟山人民真心赞叹的擘画,正是习近平同志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亲自拍板、协调力推的。

      区域协调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习近平同志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推动发展均衡化,实施山海协作工程;发展海洋经济,实质性推进宁波舟山港一体化,大手笔建设舟山大陆连岛工程;跳出浙江发展浙江,融入长三角、接轨大上海,对口支援中西部地区发展……这些战略决策和有效实践,不断塑造新的战略支点,开掘新的发展潜力,为浙江各区域全面均衡奔向高水平小康、实现长远发展奠定基石。

      苍茫东海起磅礴。沿着习近平同志铺开的这条路,浙江历届省委一张蓝图绘到底。从莽莽群山到蓝色海洋,从繁华都市到美丽乡村,从长三角到大西北,协调之花一路芬芳沁鼻——

      宁波舟山港总吞吐量节节攀升,连续9年雄踞全球第一;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舟山群岛新区、江海联运中心、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级战略接连落子;省海港委、省海港集团陆续组建,港口一体化向纵深挺进;嘉兴建设浙江省全面接轨上海示范区,接轨上海进入黄金期;26个欠发达县一举摘帽,家庭人均年收入4600元以下的绝对贫困现象全面消除,区域协调发展结出惠民果实……

      如今,推出十大开放新举措,聚力打造山海协作工程升级版,全力消除集体经济薄弱村,规划杭衢高铁和甬舟高铁……区域协调发展,正赋予浙江人民新希望。

      一段壮阔征程,一段珍贵启示。那些跨山越海的牵手,那些追星逐月的征程,凝结了太多思想财富,值得今天的浙江时时回望,勠力坚守——

      区域协调发展是视野,是战略,也是方法论。如果不能把浙江视作一个整体,不能把浙江发展放到全国大格局中去观照,不能把浙江放到“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两个国家战略交汇点的位置上考量,不能跳出浙江发展浙江,就难以统筹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就难以在海洋经济建设上再上层楼,也难以捕捉到长三角一体化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机遇。

      区域协调发展是情怀,是胸襟,也是价值观。“群众想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全面小康,一个都不能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只有时刻把人民摆在心中最重要的位置,才能以饱满激情推动协调发展,厚积“两个高水平”建设的民生福祉。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惟山与海、天与地能容纳人类的博大情怀。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路子走下去,学深悟透“八八战略”蕴含的区域协调发展思想及其整体思维、战略思维、前瞻思维,浙江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书写协调发展新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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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千万工程”到乡村振兴战略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中国是一个发展中“三农”大国,“三农”问题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时期都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习近平同志在长期的基层工作实践中,与“三农”工作结下不解之缘,厚植了对“三农”发展的真挚情怀,累积了解决“三农”问题的丰富经验。
  • 案例1美丽乡村 奔向新风景 浙江近日发布的“大花园”建设行动计划,提出将我省打造成生态宜居大花园。
  • 案例2增收攻坚 打开致富门 我省坚持精准导向,走出了一条富有浙江特色的脱贫开发道路。
  • 案例3高效生态 焕发一产新活力 早在十多年前,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就前瞻性地作出了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的战略决策。
  • 案例4三位一体 编织田野新希望 在浙江,像慈溪市农合联这样的“三位一体”新型农业合作组织,正在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大管家”。
  • 绘就“三农” 新蓝图 5年多时间,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不过是如白驹过隙。而之于浙江农村、中国农村,5年却意味着一场变革的源起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浙江的萌发与实践·“三农”篇

    从“千万工程”到乡村振兴战略

    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看《浙江日报》版式请点这里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中国是一个发展中“三农”大国,“三农”问题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时期都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习近平同志在长期的基层工作实践中,与“三农”工作结下不解之缘,厚植了对“三农”发展的真挚情怀,累积了解决“三农”问题的丰富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高度,对“三农”工作进行了更加系统的思考和谋划,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战略部署,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我们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从在浙江工作期间提出的“千万工程”到乡村振兴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认识论、实践论、方法论一以贯之。回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思想在浙江的萌发及实践历程,对于全面把握这一思想的深刻内涵和精髓要义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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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决策部署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跑遍所有县(市、区),深入农村基层,深入田间地头,了解“三农”发展实情,围绕发展农业、造福农村、富裕农民,提出了一系列思想观点和政策举措,在省域层面对破解“三农”发展难题进行了创新性探索。

      1.针对农村滞后的经济发展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间的差距、“脏、乱、散、差”的农村面貌与日新月异的城市面貌之间的反差,大力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开启了浙江美丽乡村建设的宏伟篇章。自改革开放至本世纪初,浙江经济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已从一个陆域资源并不充裕的省份一跃成为经济大省,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收入均在全国前列。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要求来看,全省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已达到小康,但仍是低水平、不全面、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这种状况集中反映在农村,“脏、乱、散、差”的人居环境,较为落后的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发展滞后的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公共事业,与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形成了强烈反差。2003年1月,习近平同志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增加农民收入的任务最迫切,发展现代农业的任务最艰巨,改变农村面貌的任务最繁重”。2003年6月,在习近平同志亲自调研、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浙江省启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在全省“千万工程”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提出,从全省选择1万个左右的行政村进行全面整治,把其中1000个左右的中心村建成全面小康示范村。此后,习近平同志每年主持召开现场会,发表重要讲话,都把“千万工程”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到2007年,全省10303个建制村得到整治,其中1181个村建设成为“全面小康建设示范村”。同时,围绕提升农民生活质量,着力引导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覆盖,努力缩小城乡差距,为浙江在全国率先开展统筹城乡发展、推动城乡一体化建设、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赢得了先机。

      2.围绕探索一条既能发挥浙江比较优势又能克服传统农业发展难题、实现农业又好又快发展的路径,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开启了浙江新型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党的十六大以来,浙江已全面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新阶段,农业发展的宏观形势发生了变化。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的快速推进,年轻力壮的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到二、三产业,农业经营出现了副业化、兼业化、老龄化趋向;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农产品国际国内市场竞争的加剧,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不高、农业组织化程度较低、市场主体竞争力不强的问题愈加突出。同时,农业土地资源逐年减少、水资源紧缺、基础设施薄弱、资金投入不足、生产能耗和成本不断上升等系列问题,困扰着浙江农业的提升发展。习近平同志在全面分析浙江资源禀赋、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农业发展新形势的基础上,前瞻性地作出了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的战略决策,提出把发展高效生态农业作为浙江发展现代农业的具体实践形式。2004年1月,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充分发挥我省的比较优势,把发展高效生态农业作为效益农业的主攻方向”。高效生态农业以绿色消费需求为导向,具有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益与可持续发展的特性,是集约化经营与生态化生产有机耦合的现代农业。浙江发展高效生态农业,既顺应了发展现代农业的趋势,又贴合了人多地少的经济较发达地区农业发展的特殊性,是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

      3.着眼弥补双层经营体制的短板,大力推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合作服务体系的改革发展,探索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加快了浙江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步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转变为集体经营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浙江个私经济相对发达,自家庭承包制实行以来,个体分散经营及其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主体得以发育成长,但是很多地方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服务功能变弱,统一经营层次发展缺乏,集体经济组织涣散,能力弱小,反过来又影响到家庭分散经营和农业现代化水平。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后,十分关心并多次调研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合作服务体系的改革发展,对嘉兴平湖创新毛泽东同志批示过的“新仓经验”的供销社改革和温州瑞安组建的农村合作协会的改革探索作出了重要批示。为更好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弥补双层经营体制的短板,在习近平同志的推动下,浙江于2004年颁布了《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2005年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意见》,为农民合作社发展提供了政策和法律保障,也为全国人大2007年制定《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提供了先行先试的经验。在2006年召开的全省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工作现场会上,习近平同志对发展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体系建设作了宣传发动,并在之后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作出了全面部署。习近平同志强调,“加快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创新是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农村新型合作经济在坚持和稳定农村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双层经营体制中‘统’的内涵,创造了新的形式,加强了农民专业合作的薄弱环节,为家庭生产经营进一步走向市场、走向现代化开辟了新的空间,可以说是农村生产关系和农业经营体制的又一个创新”。

      4.立足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机制,实现城乡互补、互促共进、协调发展和共同繁荣的目标,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开创了浙江统筹城乡发展新局面。城乡关系是经济社会发展中极其重要的一对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就是要突破城乡二元结构,把城市与农村作为一个整体来筹划。2004年,浙江人均生产总值接近3000美元,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和农村全面小康实现度均位居全国省区首位,全省城市化水平已达54%,可以说已具备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经济社会条件。2003年,习近平同志提出“八八战略”时,就将“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城乡协调发展优势,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作为重要战略进行布局和实施。2004年,习近平同志主持制定《浙江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纲要》,统筹城乡产业发展、社会事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建设和统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等六大统筹工作全面展开,浙江成为全国最早发布和实施城乡一体化纲要的省份,并创设乡镇科技特派员和农村工作指导员制度,对农村进行指导帮扶。2005年,习近平同志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指出,“统筹城乡兴‘三农’,这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必须长期坚持的发展方略”“强调统筹城乡兴‘三农’,就是站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确立以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路,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就是把农业发展放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统筹考虑,把农村的繁荣进步放到整个社会进步中统筹规划,把农民增收放到国民收入分配的总体格局中统筹安排;就是把农村和城镇作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加以统筹协调,形成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的体制和机制。”2006年,浙江省又制定了《关于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决定》,推动实施“千万农村劳动力培训工程”,实施城乡职业教育“六项行动计划”,“三个双万结对”活动等,进一步加快了城乡统筹发展进程。

      5.致力于“不把贫困村、贫困人口带入全面小康社会”,大力实施“山海协作”“欠发达乡镇奔小康”“百亿帮扶致富”等工程,探索实践了欠发达地区摆脱贫困的浙江路径。本世纪初的浙江,在消除贫困县的基础上,2000—2002年实施“百乡扶贫攻坚计划”,贫困乡镇如期实现了脱贫目标,浙江成为全国第一个没有贫困乡镇的省区。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后不久,就到丽水、衢州等地进行专题调研,部署把实施“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作为推进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提出,“不能把贫困村、贫困人口带入全面小康社会”“现代化建设不能留盲区死角,实现全面小康一个乡镇也不能掉队”。2006年,习近平同志强调,“进一步加大‘山海协作’‘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和‘百亿帮扶致富’等工程的实施力度,着力形成区域间互动发展、实现共赢的格局”。2007年1月,他又强调,“把扶贫这件事扎扎实实做好。勿以善小而不为,虽然比例是小的,人口是少的,好像无关浙江省大局,错了,一个也不能少”。习近平同志从浙江实际出发,进一步系统提出和探索实践了欠发达地区摆脱贫困的路径,主要有:破穷障,改善欠发达地区发展环境,拉近与中心城市和发达地区的距离,从根本上改变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改穷业,充分发挥欠发达地区的生态环境和山地等资源优势,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做大做精绿色富民产业;挪穷窝,采取市场化机制与政府引导相结合的办法,引导库区和山区农民向平原发达地区和城镇迁移集聚,因地制宜推进生态移民和城镇化;挖穷根,把大力加强教育培训作为脱贫致富的根本举措,率先在欠发达地区实施免费中专职业教育,为他们创造平等发展的条件。到2007年,浙江欠发达乡镇农民人均收入达到4500元,完成下山搬迁10.2万户、36.3万人,80%以上的欠发达乡镇农民人均收入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各项目标任务全面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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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和浮云溪畔四季花田。 通讯员 吴春平 摄  

      二、习近平同志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决策部署在浙江的实践成效

      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批示指出:“浙江省15年间久久为功,扎实推进‘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造就了万千美丽乡村,取得了显著成效。”十多年来,浙江省委、省政府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形成了系统推进“三农”发展的大格局,迈入了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征程。

      1.“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持续升级,浙江美丽乡村建设日新月异。自2003年“千万工程”开启乡村环境整治以来,浙江省持续推进美丽乡村建设。2010年浙江制定实施了《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行动计划》,提出了“四美三宜两园”的目标要求,美丽乡村建设成为“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新目标,打造“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2.0版。2012年,浙江省响应党的十八大关于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的新要求,围绕“两美浙江”建设新目标,进一步深化美丽乡村建设,致力于打造美丽乡村升级版,出台了《浙江省深化美丽乡村建设行动计划》,打造“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3.0版。2017年,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要继续深入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并作出推进万村景区化建设的新决策,即到2020年累计建成1万个A级景区村庄,其中3A级景区村庄1000个。这一项“千村3A景区、万村A级景区”的“新千万工程”是省委、省政府与时俱进作出的新的战略部署,成为“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4.0版,更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提出的“要继续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把‘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提高到新的水平”这一新指示的实际行动。经过十五年的不懈努力,浙江以“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为引领的美丽乡村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全省所有村庄均完成人居环境整治任务,村庄的基础设施、生产条件、村容村貌和文化建设、公共服务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实现了村村通公交、村村通宽带、村村有公共服务中心,全省所有村庄实现了垃圾集中收集和无害化处理、农村污水集中处理、农房和庭院全面整治,建成了一大批美丽乡村精品村和美丽乡村风景线,安吉、德清、浦江、桐庐、江山、象山等县(市)成为高标准的美丽乡村示范县。

      2.农业供给体系质量持续提升,现代农业发展全面推进。自2004年习近平同志提出“走高效生态的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以来,浙江积极顺应消费需求升级、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新要求,坚定地把高效生态农业作为主攻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根据中央扎实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部署,浙江努力改善农业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益,推动农业转型升级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新成就,成为全国唯一的现代生态循环农业试点省、首个畜牧业绿色发展示范省、首个农业“机器换人”示范省、首个推行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农合联组织改革建设的试点省,为中国特色的新型农业现代化提供了浙江样本。围绕高效生态农业发展要求,浙江持续提升农业“两区”建设水平,推进农业集聚发展、集约发展,破解农业基础弱的难题;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新理念,推进农业绿色化、品质化,破解农业不生态的难题;拓展多功能农业新业态,催生农业新业态、新功能,破解农业不高效的难题;大力培育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和新型职业农民,破解“谁来种田”的难题。

      3.农业农村改革持续深化,城乡融合发展步履稳健。顺应全面深化农业农村改革的新趋势,浙江坚持向改革要动力、要红利、要活力,全面提升“三农”发展水平。一是率先在全国推进农村“三权”改革。2014年初,浙江部署“三权到人(户)、权随人(户)走”改革,各地各部门加快推进农地、宅基地、农村集体产权的确权、登记、颁证等基础性工作。到2015年底,全省99.4%的村(社)完成改革,在全国率先全面完成农村集体资产确权工作,是全国首个完成“三权”到人(户)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省份,有效激发了农业农村各类要素的市场活力。二是加快改革农村户籍制度。2013年,德清县作为全省首个试点县启动了户籍管理制度改革。2015年底,浙江省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全面放开县(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大中城市落户限制,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标志着全省户籍制度改革进入全面实施阶段。三是城乡一体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2014年底,全省11个设区市都制定出台了市域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率先在全国完成城乡居民医保职能、制度、经办并轨。到2015年底,全省城乡居民医保参保3202万人,总参保率达到95%,全民医保体系基本形成,并率先实现大病保险制度全省全覆盖。城乡居民平均低保标准稳步提高,城乡低保差距进一步缩小。2012年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515.49元和393.42元,2017年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739元和730元,已经基本持平。同时,积极探索农村林权抵押、土地经营权抵押、农村互助资金等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以及农业互助保险等改革。总之,通过一系列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极大地推动了农业发展政策制度环境的改善,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新动能,促进了浙江高效生态新型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4.农村经济发展持续向好,扶贫开发取得历史性成效。近年来,浙江坚决贯彻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战略部署,坚持把扶贫开发融入“四化同步”进程,坚持消除绝对贫困与减缓相对贫困并重、区域发展与群体增收并重、搬迁集聚与就地发展并重、造血扶贫与输血扶贫并重,坚持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大力实施低收入农户奔小康工程、低收入农户收入倍增计划、重点欠发达县特别扶持计划、山海协作工程、山区经济发展等一系列扶贫工程,扶贫开发取得历史性成就。2015年,浙江全面消除家庭人均收入4600元以下绝对贫困现象;2016年,全省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万元,达到10169元,与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差缩小至2.25,村均集体经济收入达到123万元。总体上看,浙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保持了持续较快增长,2017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956元,连续33年保持全国各省区第一;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2017年全省城乡收入比降为2.05:1,远低于全国2.7:1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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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鄞州现代农业园 拍友 俞爱民 摄

      三、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对“三农”工作的探索,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思想提供了重要理论和实践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三农”工作中带有全局性、方向性、战略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形成的“三农”发展理念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思想在精神上是高度契合的,是地方治理探索进一步升华为国家治理思想的先行先试,深刻揭示了做好新时期“三农”工作的规律性认识。

      (一)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对“三农”工作的探索,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思想奠定了重要的实践基础

      1.从“千万工程”到美丽乡村建设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一定要看到,农业还是‘四化同步’的短腿,农村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不能忘记农民、不能淡漠农村”。当前我国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的不充分。党的十九大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既源于对国情、农情的深刻把握,也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2013年是“千村示范、万村整治”1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认真总结浙江省开展“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经验并加以推广。201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指出,美丽中国要靠美丽乡村打基础,浙江建设美丽乡村有自然禀赋,也有当年开展“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前瞻性。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又作出重要指示,“要结合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划和乡村振兴战略,进一步推广浙江好的经验做法,建设好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建设好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让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这一系列论述充分反映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千万工程”、美丽乡村建设的继承和发展。

      2.从走高效生态的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到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高效生态的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是根据浙江省情、农情作出的科学判断,实质上就是推动农业从弱质产业向强质产业发展,也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先行探索。2007年,习近平同志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走高效生态的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文章,系统阐述了走经济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技术密集、凸显人力资源优势的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内涵,并且从建设农业的产业体系、经营体系、服务体系以及健全政府对现代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体系等方面,提出了强农的思想理论和政策框架。就全国层面而言,经过多年不懈努力,我国农业农村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201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形势下,农业主要矛盾已经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为阶段性的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农业政策改革和完善的主要方向。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明确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绿”“新”的总体方向和要求,要求优化产品产业结构,着力推进农业提质增效;推行绿色生产方式,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壮大新产业新业态,拓展农业产业链、价值链;强化科技创新驱动,引领现代农业加快发展。这是中央基于农业农村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着眼于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产品供给的质量和效益所作出的重大战略举措,为走好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注入了新的动力。

      3.从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到全面深化农村改革。2005年,习近平同志就明确提出“改革开放促‘三农’”的观点。2006年,他又强调,“坚持推进农村改革开放,就是要坚持深化市场取向的改革,提供有利于‘三农’发展的体制机制保障,着眼于突破城乡二元结构,消除和影响束缚‘三农’发展的制度障碍,形成让农村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农村经济增长方式加快转变、农村财富源泉充分涌流的发展体制和机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2015年11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化农村改革要聚焦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农业经营制度、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和农村社会治理制度等五大领域。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小岗村农村改革座谈会上指出,“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最大的政策,就是必须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他还强调,农村综合改革“要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是代替农民选择,可以示范和引导,但不搞强迫命令、不刮风、不一刀切。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

      4.从统筹城乡发展到城乡融合发展。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是制约“三农”发展的根本性体制障碍。习近平同志在2004年就明确指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城乡一体化的实质,就是打破二元结构,形成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互促共进的发展机制,不断缩小城乡差别,使城乡居民共享现代文明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对实施统筹城乡兴“三农”方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作了更深刻的阐述。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形成以城带乡、城乡一体的新型城乡关系。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讨论稿)》向全会所作的说明中指出,“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矛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改变,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拉大趋势没有根本扭转。根本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在201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把城乡作为经济社会和生态大系统进行统筹规划建设,实行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信息化与农业农村现代化联动推进,开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局面”。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根本保障。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就是要把城市与农村看成一个平等的有机整体,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同步发展,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5.从扶贫开发到精准扶贫。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针对省内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把浙西南26个欠发达山区县作为全省扶贫攻坚的战略重点,实施了阵地战的扶贫攻坚模式,先后组织实施了“贫困乡镇脱贫攻坚”“欠发达乡镇奔小康”“低收入农户奔小康”等扶贫工程,并在全省组织开展了经济强县帮扶欠发达县、经济强镇帮扶欠发达乡镇、经济强村帮扶贫困村等结对工作,以及市场化运作的“山海协作工程”,引导和促进发达地区的绿色产业和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向欠发达地区进行梯度转移。主要目的就是要通过依靠精准帮扶和动员全社会力量来推动全省欠发达地区的脱贫致富和区域协调发展。浙江也由此率先成为“十二五”期间全国首个消除绝对贫困现象和消除年收入4600元以下低收入人口的省份。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扶贫工作也推进至“最后一公里”和“最后一群人”的攻坚阶段。现阶段中国扶贫已经从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进入到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缩小发展差距、提高发展能力和加快奔小康的新阶段。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调研时提出,要实施精准扶贫方略,作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2015年,他又具体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概念和要求,强调新阶段扶贫要做到“六个精准”,即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第一书记)精准、脱贫成效精准。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部分省区市扶贫攻坚与“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上,进一步强调要“坚持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区别不同情况”“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各地都要在这几个精准上想办法、出实招、见真效”。

      二)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对“三农”工作的探索,蕴含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思想的精髓要义

      2005年,习近平同志对做好新时期“三农”工作的规律进行了系统总结,提出了“五个务必”的重要论断:务必做到执政为民重“三农”、以人为本谋“三农”、统筹城乡兴“三农”、改革开放促“三农”、求真务实抓“三农”。这“五个务必”深刻阐述了“三农”改革发展和做好“三农”工作的规律性,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思想之中。

      1.不变的宗旨意识:“执政为民重‘三农’”。这一理念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党的根本宗旨,农民占绝大多数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工农联盟是党执政的政治基础,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三农’问题始终与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休戚相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多次强调“重农”思想。在201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一定要看到,农业还是‘四化同步’的短腿,农村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农业基础稳固,农村和谐稳定,农民安居乐业,整个大局就有保障,各项工作都会比较主动”。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小岗村主持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时指出,“全党必须始终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把‘三农’工作牢牢抓住、紧紧抓好,不断抓出新的成效”。治国理政“三农”为先,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三农”问题的深刻认识。没有“三农”的发展,就不可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这也是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必须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理论依据。可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习近平总书记执政为民重“三农”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

      2.深厚的为民情怀:“以人为本谋‘三农’”。这就是“把我们党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工作路线贯穿于‘三农’工作的各个方面;就是要明确‘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增进利益和保障权益问题;就是要把切实提高农民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三农’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农民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不断增强农民群众的自我发展能力”。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三农”发展为了农民、发展依靠农民、发展成果由农民共享的重要思想。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围绕“以人为本谋‘三农’”作出的系列部署,实质上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决不能让一个少数民族、一个地区掉队,要让13亿中国人民共享全面小康的成果”。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实质上就是要把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作为乡村振兴的最高目标。

      3.接续的战略路径:“统筹城乡兴‘三农’”。习近平同志在2004年就明确指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统筹城乡兴‘三农’”,就是“要站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确立以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路,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就是要把农业的发展放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统筹考虑,把农村的繁荣进步放到整个社会进步中统筹规划,把农民的增收放到国民收入分配的总格局中统筹安排。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形成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的体制和机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对“三农”解决路径进行了更深刻清晰的阐述。2013年,他就《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讨论稿)》向全会所作的说明中指出,必须通过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扭转城乡发展差距拉大的趋势。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又强调,要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指出“要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着力点是通过建立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目标是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以及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城乡一体化的实质,就是打破二元结构,形成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互促共进的发展机制,不断缩小城乡差别,使城乡居民共享现代文明生活。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必须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档升级,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农民增收,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推进健康乡村建设,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逐步建立健全全民覆盖、普惠共享、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4.不竭的发展动力:“改革开放促‘三农’”。这就是“要以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和强烈的政治责任感深入推进改革开放,不断为‘三农’发展添活力、强动力、增后劲;就是要致力于推进城乡配套的各项改革,革除一切影响‘三农’发展的体制弊端,建立有利于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机制和体制;就是要以开放促发展,大力实施‘走出去’‘引进来’的战略,不断拓展‘三农’发展新空间”。习近平同志在2006年指出,“坚持推进农村改革开放,就是要坚持深化市场取向的改革,提供有利于‘三农’发展的体制机制保障,着眼于突破城乡二元结构,消除和影响束缚‘三农’发展的制度障碍,形成让农村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农村经济增长方式加快转变、农村财富源泉充分涌流的发展体制和机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坚定不移深化农村改革,坚定不移加快农村发展,坚定维护农村和谐稳定,体现了与时俱进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的发展思路。2017年,他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强化乡村振兴制度性供给。同时也提出构建农业对外开放新格局,提高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建立健全我国农业贸易政策体系等思想。

      5.一贯的工作方法:“求真务实抓‘三农’”。这是“三农”工作应该具备的工作作风和方法。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我们强调务必求真务实抓‘三农’,就是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把握新时期新阶段‘三农’工作的客观规律,积极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新途径;就是要坚持讲实话、出实招、办实事,把推进‘三农’工作的各项政策举措真正落到实处;就是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切实转变工作作风,真心实意地为农民群众谋利益,善于带领农民群众共创美好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要坚持“一分部署,九分落实”“要抓实、再抓实,不抓实,再好的蓝图只能是一纸空文,再近的目标只能是镜花水月”“撸起袖子加油干”等求真务实的工作要求。在部署乡村振兴工作时,他强调要科学把握乡村的差异性和发展走势分化特征,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不搞层层加码,不搞一刀切,不搞形式主义,久久为功,扎实推进,真正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摆在优先位置,把党管农村工作的要求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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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溪坎墩街道的农业园区种植户正在收割莴笋。 通讯员 孙丰立 摄

      四、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引,高水平推进浙江乡村振兴的新实践

      党的十九大开启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也翻开了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的新篇章。浙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萌发地,也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先行省份。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时代,浙江正按照“秉持浙江精神,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新要求,以更大的决心、更高的要求、更实的举措,高水平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浙江经验、浙江智慧。

      1.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思想的精神实质,久久为功抓落实。结合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新特点新要求,认真学习、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核心要义,久久为功、善作善成、一抓到底。坚持“执政为民重‘三农’”,坚定实施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战略;坚持“以人为本谋‘三农’”,把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作为“三农”发展的最高目标;坚持“统筹城乡兴‘三农’”,把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作为解决好新时代“三农”问题的根本路径;坚持“改革开放促‘三农’”,把构建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作为新时代“三农”发展的根本动力;坚持“求真务实抓‘三农’”,积极探索把握新时代“三农”发展的规律性,真抓实干推动浙江“三农”发展继续走在全国前列。

      2.以“五万工程”为主抓手,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五大行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决策。浙江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真金白银地投,真心实意地干,加快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乡村人才振兴、乡村文化振兴、乡村生态振兴、乡村组织振兴。在具体实践中,以实施万家新型农业主体提升、万个景区村庄创建、万家文化礼堂引领、万村善治示范、万元农民收入新增的“五万工程”为主抓手,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五大行动——实施乡村产业振兴行动,全面加快产业融合发展;实施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行动,全面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实施文化兴盛行动,全面塑造淳朴文明良好乡风;实施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提升行动,全面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施富民惠民行动,全面促进全体农民共同富裕。

      3.率先构建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厚植城乡融合发展新优势。“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动力,也是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新时代“三农”发展必须向改革要动力、要活力。浙江深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建设,大力推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坚持新型城市化与乡村振兴战略双轮驱动,坚持城镇化与逆城镇化双向推进,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加快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积极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的“三权分置”;探索形成同权同价、同等入市、流转顺畅、收益共享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进一步促进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社员变股东“三变”改革;深化“三位一体”的“农合联”改革,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小农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

      4.增创乡村振兴发展新优势,推动新时代浙江“三农”实现新飞跃。沿着习近平同志为浙江“三农”发展指引的道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创新、大胆改革,使生态宜居、特色乡村、人文乡村、善治乡村、智慧乡村、共富乡村成为浙江农村的普遍特征,推动浙江“三农”发展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新的飞跃。着力展现浙江高效生态现代农业的新风采,夯实农业基础地位,使农业绿色化、优质化、品牌化、多功能化、产业融合化发展特征鲜明,新经营主体、新经营模式、新经营业态活力充分涌现,大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不断拓展养生养老、运动健康等新业态,做优做精农家乐、民宿等新产业,鼓励支持资本人才流向农业农村,让农业真正成为有奔头的产业。着力展现新时代浙江新农村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新风情,认真落实“大花园”建设行动纲要,扎实推进万村景区化建设,巩固扩大治水成果,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全面推进村庄规划、村庄设计和农房设计,建设一批具有乡土气息、江南韵味的浙派民居,使美丽乡村既成为农民美好生活的幸福家园,也成为城里人的休闲乐园、养生公园和养老胜地;全面塑造淳朴文明的良好乡风,用好传统文化在农村底蕴深厚、流传久远的优势,倡导现代文明理念和生活方式,让清风正气充盈每一个乡村,让家教家风滋润每一个家庭,让乡村文脉传承到下一代;全面加强乡村社会治理,以“最多跑一次”改革推进乡村治理集成化,完善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治理体系,推进乡村治理制度创新,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着力展现新时代浙江新农民“爱农业、懂技术、会经营”的新风貌,使农民真正成为让人羡慕的体面职业;全面创造农民群众的富裕生活,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持续改善困难群众生活,积极壮大村集体经济,让农民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日子。

      (课题负责人:顾益康 潘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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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乡村 奔向新风景

    浙江在线记者 陈铖 通讯员 钱凌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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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和浮云溪畔四季花田。 通讯员 吴春平 摄  

      浙江在线7月21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陈铖 通讯员 钱凌芸)浙江近日发布的“大花园”建设行动计划,提出将我省打造成生态宜居大花园。

      这份对“美”的追逐,浙江已持续多年。15年前浙江启动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拉开了村庄环境整治、建设美丽乡村的序幕。15年里,浙江历届省委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年接着一年抓,造就了浙江的“美丽乡村”。

      行走在浙江农村,潺潺流淌的溪水,清澈见底,惹得你想掬起喝上一口;清冽的空气,被草木的芬芳浸透,诱得你想敞开胸腔劲吸……除了美丽的自然生态之外,这里还有“公共交通到村头,硬化路面到地头,超市到门头”的场景,城乡真正实现了“无缝对接”。

      横坎头村

      扮靓美丽走廊

      “总书记给我们回信啦!”今年3月1日,位于四明山革命老区的浙江余姚市横坎头村,村民奔走相告,沉浸在喜悦和激动之中。

      “15年前到你们村的情景我都记得,我一直惦记着乡亲们。这些年,村党组织团结带领乡亲们艰苦奋斗,发展红色旅游,利用绿色资源,壮大特色农业,把村子建设成了远近闻名的小康村、文明村,乡亲们生活不断得到改善,我感到十分欣慰。”习近平总书记在信中说。

      四明山的山川草木,见证着习近平同志对浙江农村15年的惦念和关心。

      15年前的浙江,农村建设和社会发展明显滞后。“有新房无新村”“室内现代化、室外脏乱差”“垃圾无处去、污水到处流”等现象十分突出。据省农办摸排,当时全省有3万多个村庄环境较差。

      时光不可倒流,但生态可以重构。针对农村人居环境与群众要求越来越不适应的实际,2003年,浙江省委、省政府作出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决策,由此开启浙江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大行动序幕。

      依托“三改一拆”、“五水共治”、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等抓手,浙江从人居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建设起步,不断拓展建设内容,形成了整体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格局。

      截至2017年底,浙江累计有2.7万个建制村完成村庄整治建设,占全省建制村总数的97%;74%的农户厕所污水、厨房污水、洗涤污水得到有效治理;生活垃圾集中收集、有效处理的建制村全覆盖,41%的建制村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处理。

      水果上市的季节,一到周末,横坎头村的山野小路上就停满了浙江各地自驾前来采摘游客的车。

      “以前从余姚市区到村里得开两个小时的车,现在路好了,我这个园子,一天下来也能有300多人次的客流量。”种植户何达峰说。

      从2003年实施“乡村康庄工程”到实现 “农村公路村村通”“农村客车村村通”,随着“千万工程”的不断推进,人们看到,串起乡村的美丽经济走廊不断延伸。

      走在横坎头村的乡间小路上,目之所及有不少果树。2015年,从事印刷行业的何达峰,接手了村里的樱桃示范基地,在这里开始了他的“种植梦”。在“何达峰”们的带领下,横坎头村的1000多亩农田种上了各种小水果。

      横坎头村的“农旅结合”也带火了当地的民宿行业。68岁的黄彭勋是横坎头村第一个经营农家乐的,最忙的时候他一天就要接待50多桌客人,2017年的净利润就有78万元。看着黄彭勋生意如此红火,横坎头村和周边几个村里的不少村民都办起了农家乐。

      因地制宜,生财有道。2017年,横坎头村村民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3年的不足2700元提高到27568元,增长了10倍。

      尝到甜头的横坎头村容颜大变。“红色旅游”和“绿色发展”使得村集体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从当年负债45万元到村级固定收入260余万元,被评为浙江省全面小康示范村、全国文明村。

      村委会主任成灿林介绍,横坎头村拥有中共浙东区党委旧址、浙东行政公署、浙东抗日军政干校等红色旅游资源。过去游客大多只到旧址参观,现在不少客人还想到村里来逛逛,体验美丽乡村的新气息。记者了解到,为了留住更多客人的脚步,村里正在请专家谋划新的规划。

      大路村

      激活美丽经济

      从道路硬化、垃圾收集、卫生改厕,到面源污染整治、农房改造建设,再到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试点、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实施“千万工程”以来,浙江农村的面貌大变,也让农产品有了新卖法。

      桐庐大路村有条叫前溪的河穿村而过。记者走进前溪边的一家民宿“听雨楼”。民宿的一角,整齐码放着各种本地土特产,其中还有一袋袋包装精美的“横山翠谷”礼品米。

      “水质越来越好,我们这里出产的农产品更好卖了。”据大路粮油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樟强介绍,“百斤鱼(甲鱼)、千斤粮、万元钱”这句顺口溜,说的便是村里发展的“稻鱼(甲鱼、泥鳅)共养”模式。

      从美丽生态到美丽经济,再到美丽生活,“三美融合”带给浙江乡村勃勃生机,也不断推进乡村旅游产业的升级,给乡村百姓带来“美丽经济”的绿色收入。

      如今,大路村已经开出了八九家民宿,每到周末都是家家爆满,但村党委书记查正文并不满足,“‘产业兴旺’被列为乡村振兴的重点,桐庐许多依靠美丽人居环境出名的乡村,都面临着如何进一步提升村民生活质量、如何稳定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等难题,大路村当前的关键,就是利用村庄优势发展产业,建立村民和村集体经济共同增收机制。”

      今年年初,大路村的“呱呱叫”欢乐农场项目脱颖而出,成为全县首批3个基金投资项目之一。当地利用粮食功能区内机耕路、水沟、田埂等建设七彩长廊、水果走廊等,打造亲子游乐园,同时利用复垦农田打造农耕体验园区,预计能为大路村带来每年5万人次以上的游客数量,也能为村民带来更高的分红收入、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发展契机。

      生活水平的提高,让人们对“美丽乡村”颜值的诉求不断提升。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这场跨越15年的美丽接力,仍在不断升级,到2020年50%以上县(市、区)将力争达到美丽乡村示范县标准;建成1万个A级景区村庄,其中3A级景区村庄1000个。

    增收攻坚 打开致富门

    浙江在线记者 刘伟 通讯员 吴莉莉 陈传敏

      浙江在线7月21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刘伟 通讯员 吴莉莉 陈传敏)不让一名群众掉队,不让一户家庭落伍,在打好精准扶贫这场攻坚战中,浙江一直走在全国前列:1997年,全国第一个消除贫困县;2002年,全国第一个消除贫困乡镇;2012年,省定扶贫标准比全国标准高一倍;2015年末,浙江又全面消除家庭人均年收入4600元以下的绝对贫困现象,成为全国率先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省份……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我省坚持精准导向,走出了一条富有浙江特色的脱贫开发道路。接下来我省还将推出低收入农户全面小康计划,使群众“一户不漏、一个不少”地分享发展成果,高水平谱写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篇章。

      精准帮扶

      庆元授技打开致富门

      在庆元许多种植高山蔬菜致富的农户手上,还留着省农科院蔬菜所何圣米研究员编写的《高山蔬菜生产技术手册》。从2008年开始,何圣米指导庆元县荷地镇建成高山茭白示范基地,为当地农户开启了致富之门。“荷地和岭头是庆元高山茭白的主要产区,相对普通茭白而言,高山茭白的效益更高,劳动强度相对番茄、茄子等其他蔬菜而言较小。”王乃亮告诉记者,作为科技特派员,他的研究重点方向就是高山茭白,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技术帮扶,让更多的高山农户能够提升赚钱本领,实现家庭增收。

      针对从山区搬迁到庆元县城的低收入农户,庆元县也采取了多种措施进行帮扶。“在这里我们不仅学会了赚钱的本领,更深刻认识到努力工作的价值。”在庆元县吴春燕来料加工厂,记者见到正在忙碌工作的吴高满。“我是荷地镇石木下人,2006年因台风‘桑美’袭击而受灾搬迁到了县城。当时除了干活种地,啥也不会,还好县里组织我们一起做来料加工。”经过12年的努力工作,他已经成长为一名公司管理人员,年收入更是翻了十几倍。当时和吴高满一起搬迁过来的很多农户最初都从事来料加工,后来很多人学会手艺后都自己创业了。记者了解到,这个来料加工厂的老板毛守军也是如此,最初夫妻两个人在家里自己做,现在成立了服装公司。“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我们这里很多山里搬下来的农民当初一无所有,现在都步入了小康甚至富裕阶层了。”毛守军说。

      精准施策

      开化发力特色产业

      精准扶贫,关键在于精准施策。全省各地针对当地实际,重点发展贫困人口能够受益的特色产业项目,如特色农业、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等。在开化县大溪边乡,通过探索发展以红高粱为核心的特色效益农业,去年全乡种植面积达到800多亩,产值120万元,延伸酿酒产值760万元,亩均效益超万元,成为一个“既好看又来钱”的扶贫好项目。“用工量低、劳动强度低,正好适合我们这些留守老人。”70岁的余贤宝夫妻两人种植了10.5亩高粱,高粱和高粱酒合计产值达到了78500元,按人均算增收近4万元。

      扶贫,要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在开化,农村指导员就是这样的角色。在开化县齐溪镇龙门村,已经来了第6个年头的农村指导员胡小刚目睹了龙门村的点点滴滴变化。不仅仅是人均收入从几千元到现在的近两万元,更关键的是精神面貌改变了,人人都对就业致富充满了信心。胡小刚说,“我来村里后就想方设法发挥龙门村山水旅游优势,借助乡村旅游推动民宿与农户结对致富,先富带后富,让所有的村民都有活干、有钱赚。”

    高效生态 焕发一产新活力

    浙江在线记者 翁杰 通讯员 柳婧 洪建坚 杨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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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鄞州现代农业园 通讯员 俞爱民 摄

      浙江在线7月21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翁杰 通讯员 柳婧 洪建坚 杨磊)本世纪初,慈溪一个梨就卖到了5元,一时间被誉为高效农业的典范。而如今,放眼浙江的田野,高效农业的星星之火已然燎原:象山的“红美人”柑橘一个25元、黄岩的罗幔杨梅一盒上百元、缙云麻鸭一只118元……

      山多地少的浙江,发展现代化农业,首先要摆脱小农模式的桎梏。早在十多年前,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就前瞻性地作出了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的战略决策。

      不负嘱托,浙江农业栉风沐雨,砥砺前行:加快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培养出了一支新型农民队伍,农民增收致富成效显著。

      浦江

      特色农业有奔头

      眼下,正是各地葡萄上市的时节,增产增收是许多农户的最大心愿。然而,在葡萄种植大县浦江,果园里挂果少的农户却喜上眉梢。

      原来,当地农户尝到了优质优价的甜头,不再一味追求高产,主动降低产量、提高果品。早在2015年,浦江出台《浦江县果园控产提质实施细则》,目标引导农户将葡萄亩产控制在3000斤以下。

      “以前,浦江的葡萄亩产七八千斤都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最高的产量每亩达一万二千斤。”浦江县农业局副局长陈奕标说,但也因为一味追求高产,葡萄树的病害增加了,葡萄品质也难以保证。2013年,浦江葡萄遭遇了卖难,价格低至每斤一元,最低的只有8毛多。

      这一年,陈奕标等当地农技专家开始引导葡萄种植户控制产量、提高品质。对专家的话,杨林村村民于如清最先听了进去。他选了一个葡萄大棚,将葡萄树砍掉了一大半,又按照县农业部门的指导对葡萄园进行了整枝、改架。第二年,于如清的葡萄园成熟期比以往整整提前了一周多,而且品质也更好。别人家的葡萄只能卖5元一斤,他的能卖到15元。

      大户带头示范加上政策引导,控产逐渐成了浦江葡萄农户的共识。控产提质后,浦江葡萄品质更好也更加绿色健康,在市场上赢得了口碑。如今,再普通不过的巨峰葡萄,浦江人却种出了不普通的效益:平均每斤价格比同类果品要高出1.5元,农民每种一亩葡萄就能进账1.5万元。

      鄞州

      农民职业吸引人

      作为全省经济最发达的县区之一,鄞州的农业现代化水平一样令人称道:全区土地流转率达到89%,远高于全省的土地平均流转率。连片流转的农田背后,是一支日渐壮大的职业农民队伍。在浙江的希望田野上,“明天谁来种地”的问题有了答案:这里的新农人或是转战农业的工商业主,或是懂经营善管理的“农创客”……

      在姜山镇陈鑑桥村,从事水稻生产也不过四五年的90后小伙汪琰斌,已是当地远近闻名的种粮能手了。2013年,从浙江农林大学毕业后,他在姜山镇陈鑑桥村承包了900多亩土地。起初不少老农直犯嘀咕:一个大学生一下子就流转了这么多地,能种好么?

      科班出身的汪琰斌种粮自有一套。他把这里的900多亩土地都划分成块,以网格化进行精准管理,实现全程机械化生产。最近,他正准备和其他几位种粮大户一起,创设统一的品牌和销售渠道……

      在鄞州乃至浙江全省,像汪琰斌这样的新农人越来越多。截至去年,我省已有新型职业农民达4.9万名,其中大学毕业生“农创客”达到1600余名。

      “‘职业农民’可不是年轻、高学历就行,关键是要经过各类培训和考试,专业技能过硬。”鄞州区农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13年浙江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鄞州成为首批10个试点县(市、区)之一。5年来,单单姜山镇就组织培训64次,发放资料2.5万份。

      让农民成为一个体面的职业,这句话在鄞州显得实实在在。让汪琰斌格外欣喜的是,鄞州全区经过认证、年龄在45周岁以下的595位“高素质新型职业农民”,和企业员工一样享受失业、养老、医疗三类保险,免去了许多后顾之忧。

      衢江

      放心农产品不愁卖

      在衢江区政府食堂,当地招商部门的工作人员时常在此接待外来的客商。红烧猪肉、水煮土鸡蛋、青菜炒肉末、红烧茭白……这些再普通不过的家常菜,却总是让远道而来的客人们啧啧称道。

      客人吃得满意,衢江人也备感自豪:衢江是全省、乃至全国最早发展放心农业的地方之一,如今他们的放心农产品已然成为当地的一张金名片。

      2013年,衢江就提出了发展放心农业战略,几年的努力成就了衢江放心农产品的名头。“不说别的,就是最常见的茭白,只要是产自咱们衢江,每斤单价就得比外地茭白贵1元多。”在衢江杜泽镇,茭白种植大户李泉水种的茭白卖得格外俏。

      每当有人到茭白基地参观,农户们总会掰下一根茭白,剥去茭叶,现场就吃。“我的茭白就算出口日本,也完全符合所需的191个指标要求。”李泉水说,过去茭农用农药灭田里的福寿螺,很容易导致茭白的农药残留超标,价格自然卖不高;而现在他们采用生态方式灭螺——在茭白田里养鸭、养鳖,福寿螺都成了鸭和鳖的食物。

      品质好了,茭白价高也不愁卖。如今,衢州的上千户农民都采用这种方式种茭白。仅此一项,就帮助衢江农户增收3000多万元。

      放心农产品是产出来的,更是管出来的。对此,衢江从农药化肥减量、产品检测检验入手,再到质量安全追溯等方面,建起了有关放心农业的“八大体系”。单农产品质量检测这一项,仅2017年当地农产品质检中心抽检、委托或协同抽检蔬菜、水果、食用菌等共8518批次,合格率为100%。2016年底,衢江区还成功入选国家第一批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市)。

      发展放心农业,农户增收有方。仅2017年,衢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长9.8%,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0.7个百分点。相较其他地方,第一产业对衢江农民的增收效果更加显著,越来越多的生态循环农业园也让衢江农民获得更多收入。

    三位一体 编织田野新希望

    浙江在线记者 陈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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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溪坎墩街道的农业园区种植户正在收割莴笋。 通讯员 孙丰立 摄

      浙江在线7月21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陈铖)每逢杨梅上市,慈溪果农们都会收到大批电商订单,一盒盒新鲜杨梅由此走向长三角、走向全国。帮助农民在网上拓展销路的重要推手,就是由慈溪市农合联主导建立的慈溪市农产品电子商务孵化园。

      从生产服务、销售服务到资金服务,在浙江,像慈溪市农合联这样的“三位一体”新型农业合作组织,正在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大管家”。

      科学理念指引伟大实践。2006年,浙江在瑞安市召开新型农村合作经济工作现场会,部署推动了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新型农村合作体系建设。此后,从浙南到浙北,从东海之滨到钱江两岸,一场建立农村新型合作体系的“三位一体”改革在浙江大地迅速拉开帷幕——临海等地从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入手、慈溪等地侧重完善农合联体系建设……浙江现代农业发展翻开了新的篇章。

      打通农业服务最后100米

      “三位一体”改革带来的最直观变化是什么?“从农民的角度来说,这场改革带来的最大改变可能就是打通了现代农业服务体系的最后100米!”慈溪市农合联执委会主任沈信波这么认为。

      确实如此。浙江“三位一体”改革的探索过程,也是浙江的农业经营体制逐步走出粗放模式、建立新型农村合作体系的过程。“三位一体”改革,把供销社、农民合作社、信用社,以及农业科技推广机构的种种优势,整合到农合联,打造集生产、供销、信用等生产生活服务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满足了广大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服务需求,更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现代化。

      在慈溪横河镇,镇农合联于2016年1月牵头组建了全市首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慈溪市金穗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由3家市级粮食烘干中心和4家较大农机合作社共同出资组建,共有大型农业机械108台。除了社员之外,“金穗”也向非成员单位提供农业生产市场化服务。

      如果说农机租赁解决了农忙时生产能力不足的问题,慈溪开创的“植保外包”更是做到了农事全周期服务。2017年3月,在慈溪市农合联主导下,慈溪兴合农资、宁波甬丰农资联合创办专业植保服务队,与30多家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签订了合作协议,服务面积达5000余亩。

      “种植户通过我们的无人机飞防等手段,进行大面积防治病虫害作业,亩均植保支出下降15%。”兴合农资负责人赵越之表示,今年他们将扩大服务面积至8000亩,一年就能为这些农户省下40万元。同时严格按照出口标准使用药剂,为当地农业龙头企业从源头上杜绝了农残安全风险。

      “有‘三星’公司在,我们就像吃了定心丸。”西蓝花的种植大户们表示,只要按照约定的品种和生产标准种植,不用为卖菜发愁。

      原来,位于长河镇的慈溪市三星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是当地蔬菜产业链上的关键节点。村民种植的蔬菜,由“三星”公司统一收购,经分拣包装后,出口到欧盟、东南亚、日本、韩国等地。“我们走的是公司加合作社加大户加散户的模式,公司通过蔬菜合作社向农户下订单,产品90%以上外销,年出口额达3000万元。”公司负责人杨杰说。

      长河镇农事服务中心主任杨年岳表示,有合作社托底,行情好时,合作社以高于市场平均价收购社员种的菜;行情不好时,合作社会优先收购社员手中积压的蔬菜,不但不会再出现菜贱伤农的情况,社员们还能亩均增收800元左右。

      “农业生产要从以前‘我们种什么你们吃什么’的状态,转变成‘你们想吃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在沈信波看来,“三位一体”改革中“供销合作”,是切实增加农户收入的关键。

      为了更好打破“坐等顾客上门”的传统思维,突破“周边地区零售”的地域局限,2019-06-20,由慈溪市农合联筹建的浙江省首家一体化农产品电商孵化平台——慈溪市农产品电子商务孵化园开始试运营,其中的农创空间采取前三年租金全免政策,已吸引农村淘宝“天猫优品”“正大”“海通”“蜜爱蜜”“雨淳杨梅”等20余家电商团队及创业个人竞相入驻。截至目前累计销售额超过6000余万元。

      现代农业要有新“主心骨”

      浙江现代农业发展在国内一直走在前列。但近年来,国内其他地方现代农业发展奋起直追、内需市场加速消费升级,浙江现代农业面临不进则退的新问题。

      如何继续走在前列?在慈溪市农合联执委会副主任姚金权看来,农合联的功能发挥是关键。

      早上5时,慈溪市宝绿蔬菜专业合作社收购市场里一片灯火通明,社员们拉来的各种时令蔬菜在这里短暂停留之后便被运往各地。该合作社理事长沈忠宝告诉记者,自从加入农合联以后,销路更加广阔,不仅开拓了更多周边市场,其他省份订单也纷至沓来。

      为了捋顺为农社会化服务的各种机制体制,培育市场主体,慈溪通过成立市、镇两级的农合联组织,分别对全市和镇一级的合作经济事务进行统合领导,并以此为基础对各类为农服务资源进行优化整合。

      “农业要想提质增效,必须转变种植方式,但在没有外力帮助的情况下,普通农户自己要转型比较难。”除了担任宝绿蔬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沈忠宝还是周巷镇农合联副理事长。在他看来,让农民共同致富,必须齐心协力、互帮互助。

      2003年11月,他把32户农户聚到一起,成立了宝绿蔬菜专业合作社。2014年,在沈忠宝号召下,周巷32家合作社抱团经营,打造了一艘综合性农产品销售的“航空母舰”。慈溪市第一家综合性农产品专业合作社——周巷农产品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正式成立。

      凭借着20余年的农产品经纪人经验,沈忠宝清楚知道市场要什么,种什么菜能卖高价。合作社成立后,为社员和农户提供农技咨询培训、项目指导、农资供应、种子种苗推广,年销蔬菜1.5万吨,销售额达2500多万元。分散在周巷镇各个合作社、农场的优新农产品,都统一生产、统一包装、统一销售到慈溪市乃至全国各地。旗下“润昌”牌翠冠蜜梨,通过优化种植方式,不但皮薄肉脆,还可以提前半个月上市,抢占市场先机。

      如今,周巷镇将原有的32家合作社按照腌制蔬菜、早熟蜜梨、创汇蔬菜、畜禽产品等农业主导产业门类进行资源整合与开展合作,带动8000多农户年收入达到5.3万元/户。

    绘就“三农” 新蓝图

    浙江在线记者 翁杰

      5年多时间,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不过是如白驹过隙。

      而之于浙江农村、中国农村,5年却意味着一场变革的源起。

      2002年至2007年,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跑遍了全省所有的县(市、区),进山村,访农户,在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三农”工作的一系列新理念和政策举措,形成了系统的治理区域“三农”问题的思想和实践。十余年来,浙江扎实践行这些新理念,在“三农”领域继续进行创新性探索与实践。

      从“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到美丽乡村建设,这股农村环境变革的春风起于之江两岸,吹遍大江南北。清垃圾、治污水,改厕所、整河道,数以万计的浙江村庄面貌焕然一新。自实施“千万工程”以来,浙江引导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和延伸,美丽乡村建设开启新篇。

      从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到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场农业生产的变革兴起于人均耕地面积不足1亩的浙江,如今已走向全国。2005年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浙江作出了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的重大决策,锚定浙江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藉此,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较早地破题“明天谁来种地”的问题。全国唯一一个现代生态循环农业试点省、首个农业“机器换人”示范省……浙江农业通过多个试点、示范,为中国农业现代化提供了浙江样本。

      从统筹城乡发展到城乡融合发展,浙江市场化取向的农村改革从自发走向自觉,以体制机制创新推动新农村建设,写下了城乡一体化的浙江方案。作为全国最早发布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纲要的省份,浙江的城乡一体化改革改变了浙江的城乡面貌。浙江是全国首个完成“三权”到人(户)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省份,实现了分权到人、权随人走,有效激发了农业农村各类要素的市场活力,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创造了有利条件。

      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浙江探索新路。早在2006年,浙江就全面部署发展生产、供销、信用合作“三位一体”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体系建设,推动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加快建立。

      从山海协作到精准扶贫,浙江26个欠发达县的扶贫开发实践,为中国扶贫工作推进至“最后一公里”“最后一群人”提供了重要借鉴。2015年底,浙江全面消除家庭人均年收入4600元以下的绝对贫困现象,实现绝对贫困人口脱贫,成为全国第一个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省份。

      横坎头百姓家的小板凳上,下姜村的一垄垄农田旁,余村复绿后的矿山旧址边……改变千万农民的中国“三农”新蓝图绘就于此。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农业越来越有奔头,当农民越来越有吸引力,农村越来越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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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共就业服务活动花样多       1.一季度湖州共开展47场公共就业服务活动,除市级和各区县的人力资源交流大会外,湖州还将组织或参加省内人力资源余缺调剂招聘会、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活动、房地产企业专场招聘会、技工类人员专场招聘会等人力资源招聘活动。今年已排定的公共就业服务活动有就业援助月、技能人才校企对接、民营企业招聘周、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月、特定人群专场招聘会等10个大项。
          2.湖州还将结合“三服务”活动,进一步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丰富服务内容,创新服务载体,增强服务功能,落实服务制度,为城乡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就业服务。
  • 案例1新中国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治村14年——后陈有后劲 作为我国基层民主法治建设进程中的一项标杆,“后陈经验”广为人知。
  • 案例2每一点提升都增强了 余杭百姓的获得感 “78.7分。”——这是杭州市余杭区今年3月新出炉的2017年度法治指数,也是当地连续第11个年头公布区域法治指数。
  • 案例3桐乡事事有人管——多元共治 活力奔涌 2013年5月,在管委会指导下,“乌镇人家”民宿行业协会成立,乌镇旅馆业步入“自治”时代。
  • 案例4打通公平正义“最后一公里” 作为全国法院系统首个移动互联全业务生态平台,“余姚移动微法院”自去年10月上线以来,就成了余姚法院推进高效执行、彰显公正司法的又一利器。
  • 法治之光 照亮前程 在之江大地,一个声音无比坚定而响亮:在提升各领域法治化水平上更进一步、更快一步,努力建设法治浙江。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浙江的萌发与实践·法治篇

    从“法治浙江”到“法治中国”

    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看《浙江日报》版式请点击这里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将法治确立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明确提出了建设“法治中国”的宏大目标,系统地阐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基本理念、整体思路和总体战略。作为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建设的重要思想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导、理论依据和实践遵循。

      伟大的思想源自于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的良性互动。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针对浙江“先成长先烦恼”的现实挑战,坚持先行先试,率先就省域层面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战略布局进行探索,作出建设“法治浙江”的重大决策。围绕“法治浙江”的决策和实施,习近平同志就法治建设的重要意义、重大原则、基本路径等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推动浙江走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的前列,也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建设的重要思想的形成发展提供了直接的思想准备和实践经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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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义县农村法律顾问在后陈村宣讲宪法修正案。(视觉中国 供图)

      一、习近平同志关于建设“法治浙江”的重要论述和战略决策

      新世纪以来,浙江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攻坚阶段。这一时期既是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又是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城乡发展不协调、区域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扩大以及利益关系调整等引发的人民内部矛盾,迫切需要在社会主义法治框架下予以解决。习近平同志就此进行了深入探索,在实施“八八战略”、建设“平安浙江”等重大决策部署中,都将法治建设作为重要内容。2004年9月,习近平同志批示要求研究建设“法治浙江”问题,随后亲自主持建设“法治浙江”重点调研课题,组织14个省级部门和单位开展系统调研。2006年4月,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建设“法治浙江”的决定》,开启了法治中国建设在省域层面的实践探索。《决定》提出的建设“法治浙江”的“五项基本原则”“三个坚持”“四个加强”和“一个确保”,构成了习近平同志关于建设“法治浙江”决策部署的核心内容。

      1.明确提出建设“法治浙江”“最根本的就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旗帜鲜明地坚持法治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贯穿习近平同志“法治浙江”探索实践最鲜明的主线。2006年2月,习近平同志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上强调,“建设‘法治浙江’,最根本的就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在同年4月的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上,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指出,“依法治国就是把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紧密结合起来,实现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从而保障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坚持党的领导,是坚持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根本。习近平同志明确强调,“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法治建设绝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而是要从理念上更好地强化党的意识、执政意识、政权意识,在实践中通过改善党的领导来更有效地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通过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来更有效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习近平同志还特别指出,要旗帜鲜明地反对那种假借民主、假借法治来否定党的领导的错误倾向。这些都鲜明地体现了习近平同志在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方向上的高度政治自觉,为“法治浙江”实践全面贯彻党的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提供了明确的思想指导。

      2.明确提出“立法是法治的基础”,要加强法规和规章建设,着力健全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通过法规和规章建设来完备社会主义法制,指出,“立法是法治的基础。要根据宪法和立法法,适应我省经济社会发展走在前列的要求,加快地方立法步伐,不断完善与国家法律法规相配套、具有浙江特色的地方性法规规章体系”。“法治浙江”把“加强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建设”确定为八大任务之一,并分别从“健全法规规章”“完善立法机制”和“提高立法质量”三个层面作出部署。2003年8月,习近平同志在全省立法工作会议上对地方立法工作的指导思想作了具体论述:一是立法要为发展服务,“为发展创造一个必备的法制环境,这是地方立法工作的主攻方向”。二是立法要有地方特色,“必须紧密结合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充分发挥其补充、先行、创制的作用,体现地方特色,提高针对性、可操作性,防止照搬照抄、搞‘大而全’、‘小而全’”。三是立法要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地方立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四是立法要体现时代性,“要体现与时俱进的精神,处理好稳定性与变动性、前瞻性与阶段性的关系”。此外,习近平同志还分别就地方立法的重点领域、地方立法工作机制建设、切实提高地方立法质量等提出了要求,这些都很好地适应了浙江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法治秩序提出的内在要求。

      3.明确提出“依法规范行政权力、全面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浙江’的关键所在”,着力将依法行政落实到政府工作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习近平同志强调,“要树立职权法定的理念,使任何一项权力的行使都必须有法律的明确授权并符合法律的目的,使每一个执法环节都必须符合法律的要求,使每一个行为都不能超越法律的界限,一切违法行为都要毫无例外地受到法律的追究,做到职权由法定、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侵权须赔偿”。要按照“职权法定、依法行政、有效监督、高效便民”的要求,切实把依法行政落实到政府工作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

      依法行政是行政方式以及领导干部思维方式、工作方式的一场革命。在“法治浙江”建设中,习近平同志将领导干部依法执法、依法办事作为法治政府建设的重中之重,一再强调,“治国者必先受治于法”“只有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真正成为法律的模范遵守者和执行者,才能真正做到依法执法、依法办事,才能让老百姓服气,才能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法治氛围”。在全面加强法治政府、信用政府建设的过程中,习近平同志还将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手段提高治理能力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提出,强调要善于运用法律手段来调整社会关系、平衡社会利益、解决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通过法律制度来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这些重要论述同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的思想高度契合。

      4.明确提出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高度重视加强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建设,着力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提供司法保障。习近平同志指出,“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2019-06-20,习近平同志在《法制日报》发表了题为《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法治浙江”建设》的文章,对“法治浙江”实践的公平正义价值追求作了系统的阐述,提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社会和美和谐,是“法治浙江”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目的所在。要通过加强法治建设,使各级机关做维护社会公正的坚强保障者。加强对执法、司法行为的监督检查,建立健全监督体系,规范公共权力运作,及时发现和解决严重影响社会公正公平的问题。尤其要注重把公平正义作为制定法律和进行制度安排的重要依据,逐步建立起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法律体系,从源头上防止社会不公正现象的出现。

      为将维护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落到实处,习近平同志强调,关键是要进一步加强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建设,“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规范审判行为和检察执法行为,增强司法的权威性和社会公信力”。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习近平同志指出,“人民群众看我们党、看我们的政权,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看我们法院、检察院办案是否公正、高效,有无贪赃枉法”。2019-06-20接受《人民法院报》采访时,习近平同志谈到,“不要忽视一个微小的案件,一个人一生很可能只接触一个案件、进一次法院,但会影响一个人对整个司法机关的认识,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这些重要论述同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让人民群众在每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公平正义”的论断是高度一致的。

      5.明确提出“和谐社会本质上是法治的社会”,将法治社会建设确立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基础工程。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法治社会在“法治浙江”建设中的基础性地位。2005年11月,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制定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时,就明确提出要“以推进‘法治浙江’建设为载体,努力建设民主健全、法治完备、公共权力运行规范、公民权利切实保障的法治社会”,从而把“法治社会”建设提到了战略高度。2006年2月,习近平同志在省委理论中心组学习会上指出,法治的力量不仅在于定纷止争、化解社会矛盾,法治更深层次的力量表现在向社会输送公平正义价值观,重建社会信任,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在“平安浙江”建设过程中,习近平同志也明确将建设法治社会作为维护社会和谐的治本之道,提出“实现社会和谐有赖于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和遵循。只有把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纳入法治的调整范围,经济、政治、文化和谐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才有切实的保障,整个社会才能成为一个和谐的社会”。这种对现代开放社会良好秩序形成机制的深刻洞察,对法治在现代文明社会所扮演的角色的深刻认识,无疑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凸显法治社会建设的基础性地位,作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的战略部署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

      建设法治社会的关键,是在全社会牢固树立法治精神、法治信仰。习近平同志指出:“法治精神是法治的灵魂。人们没有法治精神、社会没有法治风尚,法治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根之花、无源之水。”他高度重视普法工作,认为普及公民法制教育、形成全社会法治风尚,对建设“法治浙江”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基础性、决定性的作用,强调“要通过弘扬法治文化,培养公民的法治精神。努力把法治精神、法治意识、法治观念融入人们的头脑之中,体现于人们的日常行为之中,努力在全社会树立法治信仰、形成法治风尚”。这些有关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论述,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同志坚定的法治信仰。

      6.明确提出“确保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习近平同志强调,建设“法治浙江”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尊重和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法治浙江”建设分别围绕“完善保障公民权益的体制机制”“健全权利救济和维护机制”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作出一系列部署,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权益得到更加充分的保障。

      针对如何有效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问题,2005年8月,习近平同志在调研义乌工会社会化维权实践时提出,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各项工作中注重维护群众合法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权益,同时教育引导人民群众合法理性有序地表达利益诉求,依法维护自身权益。要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出发,把维权工作作为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社会的重要内容。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了科学维权问题,要求坚持依法办事,把维权工作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他指出:“现在上访群众多,尤其是上访中的涉法案件多,很多就是因为群众不知道应该去打‘官司’,怎样去打‘官司’,或者经济条件所限打不起‘官司’。这就需要党和政府履行为群众提供法律援助的重要职责。确保让每一位群众遇到矛盾之时先去调解,调解不成也愿意打‘官司’,懂得打‘官司’,打得起‘官司’,信得了打‘官司’的最终结果。”只有老百姓能够有效地运用法律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时,他们才能逐步树立起法律信仰。

      7.明确提出“基层民主越健全,社会越和谐”的重要论断,着力形成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与法治建设的良性互动机制。“法治浙江”实践的一个显著特色,是坚持在法治基础上有序地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各项民主权利。习近平同志指出,要确立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来自于人民的理念,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法律和制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通过人民赋予的权力和民主程序制定法律,使各项法律制度符合人民的意愿、利益和要求。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把人民群众的民主要求纳入法治化轨道,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2006年2月,习近平同志在省委理论中心组学习会上指出,要“把人民群众的民主要求,包括人的权利、人的利益、人的安全、人的自由、人的平等、人的发展等,全面纳入法治化轨道,使公民的政治参与既能够在具体的制度上得到保障,又能够在有序的轨道上逐步扩大”。

      要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各项权利,就必须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发挥民主作为一种治理方式的作用,他强调指出,推进基层民主建设是实现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重要保证,基层民主越健全,社会就越和谐。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要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就要大力提高通过民主方法来解决基层矛盾的能力,自觉加强民主作风的修养,不断创新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综合采用政治、经济、行政、法律和民主协商等多种手段,提高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控制在局部的能力。立足于浙江基层民主实践取得的丰富经验,习近平同志指出民主选举是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核心内容。他纠正了将民主等同于选举的错误观念,认为民主选举仅仅是民主政治的第一步,“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同“民主选举”一样重要、一样关键。民主的管理、决策、监督,不仅能保障民主选举的成果,而且可以解决民主选举尚不完善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习近平同志对民主政治建设的这些重要论述,不仅推动了浙江基层社会形成法治社会建设与民主政治建设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良性互动关系,而且为党的十八大以后将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一道确立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实现形式,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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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互联网法院庭审现场。 浙江在线记者 钱璐斌 于诗奇 摄

      二、浙江深入推进“法治浙江”建设的实践成效

      十多年来,历届省委坚决贯彻习近平同志关于建设“法治浙江”的重要论述,坚持把建设“法治浙江”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探索构建了党委统一领导,人大、政府、政协分口负责,逐级逐层抓落实的法治建设工作体制机制,在不断发展党内民主,有效开展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的同时,积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浙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各个领域的法治化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成为全国公认的法治化程度最高的省份之一。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在浙江的实践不断推进,政治文明建设逐步加强。“法治浙江”建设十多年来,历届省委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在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同时,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着力推进政治文明建设。

      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支持和保证省和有地方立法权的市县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地方立法权,支持和保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监督权、重大事项决定权和选举任免权。2009年6月,省委出台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人大工作的意见》,从制度上保障了人大职能作用的发挥。2014年12月,省委作出了《关于全面深化法治浙江建设的决定》,对“支持和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作了详细部署。省人大常委会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要求,通过制定地方性法规切实保障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地方立法权、监督权、重大事项决定权和人事任免权,保证了各项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更加完善。2007年1月,省委出台了《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把坚持与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纳入重要议事日程。2009年7月,省委出台了《关于加强和完善人民政协政治协商,促进科学民主决策的意见》,细化了政治协商的内容,丰富了政治协商的形式,完善了政治协商的程序,明晰了协商主体的责任,是全国第一个省级党委制定的专门规范政协政治协商工作的制度性文件。2013年11月,省委出台了《关于加强人民政协民主监督的意见》,从制度机制层面对政协政治协商加以规范,增强了政治协商制度的可操作性和执行力。历届省政协坚决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和省委各项决策部署,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不断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浙江的坚持和完善。

      2.地方立法不断加强,法治之基逐渐夯实。不断加强地方立法工作体制机制建设,确保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大政方针在浙江的有效贯彻落实,最大限度地解决了应当由地方性法规或地方政府规章解决的各种问题。2003年以来,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和省政府新制定、修订和废止了大量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其中,省人大及其常委会新制定地方性法规150件,批准地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和景宁畲族自治县人大报批的法规、单行条例242件,省政府新制定政府规章161件,为浙江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法制保障。与此同时,顺应浙江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需要,浙江通过实施立法草案出台前评估、立法后评估、法规规章项目公开征集、全面推行法规草案起草小组制度等,进一步提升了立法科学化水平;通过立法公开和立法听证两个层面的一系列探索,进一步提升立法民主化水平;通过制定《浙江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程序》《关于完善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工作机制的若干意见》《地方性法规规章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工作规定》《浙江省人民政府地方性法规案和规章制定办法》等,进一步提升了立法规范化水平。

      3.依法行政不断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成效显著。“法治浙江”建设十多年来,围绕“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和“强化行政权力制约监督”,浙江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在转变政府职能方面,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通过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四张清单一张网”改革,特别是通过全面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基本理顺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为基本建成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奠定了良好基础。目前,浙江已成为“审批事项最少、办事效率最高、投资环境最优、群众和企业获得感最强”的省份之一。

      在规范行政行为方面,通过不断完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制度,明确决策主体、事项范围、法定程序、法律责任,规范决策流程,强化决策法定程序的刚性约束,推进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深化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改革、行政综合执法改革、行政处罚裁量权改革,进一步优化行政执法的体制和机制;建立健全行政执法过程记录制度、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制度、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 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行政执法公示制等等,进一步规范了行政执法行为。目前,严格、依法、公正、文明的习惯和风气正在全省行政机关和公务人员中逐渐形成。

      在加强监督机制建设方面,浙江通过制定《浙江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规定》《浙江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等政府规章及其相关配套规定,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动态、高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机制;通过制定《关于深入推进“阳光工程”建设的意见》,构建了“部门全覆盖、事项全公开、过程全规范、结果全透明、监督全方位”的权力运行新机制,强化了对行政权力的制约监督。

      4.司法职能不断完善,保障了社会公平和正义。浙江以司法理念的及时更新和全面深化改革为内生动力,锐意改革创新,先后推出“三项承诺”“八项司法”和“三大机制”等一系列创新举措,积极稳妥推进各项司法改革,切实提高司法能力和公信力。2006年初,省高级人民法院向全省人民作出了三项承诺:“努力做到不使有诉求的群众因经济困难打不起官司,努力做到不使有理有据的当事人因没有关系打不赢官司,努力做到不使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没有关系得不到保护。”2009年初,省高级人民法院向全省人民作出了“抓好八项司法,服务科学发展”的承诺,在实现法院自身科学发展的同时有效提升和促进了法院工作服务科学发展的能力和成效。2016年9月,省高级人民法院又制定出台了《关于建立健全“大立案、大服务、大调解”机制的指导意见》,着力优化司法资源配置,设法提升司法服务水平,实现了让案件立得进、办得出,让解决纠纷的渠道更多、效率更高、效果更好,树立了诉讼服务的浙江品牌。“三项承诺”“八项司法”和“三大机制”建设,体现了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体现了人民法院以改革精神破解司法难题的决心和信心,取得了显著成效。2003年以来,全省法院各年度的案件审结数、案件执结数、人均结案数均位居全国各省市区前四位,有些年度的若干指标甚至位居全国第一。

      5.以人为本理念得到弘扬,人民权益不断得到尊重和保障。省委始终把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以人为本、保障人民根本权益作为“法治浙江”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立法机关始终坚持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主体地位,在立法项目选定和具体立法过程中,充分体现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立法的重要位置,把切实解决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立法的重要考量。人民法院始终以“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为目标,努力让司法公正以看得见、摸得着、可预测的方式得以实现。检察机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加大法律监督力度,率先提出并践行以“规范、理性、文明”为核心的绿色司法理念,坚持传承和弘扬“枫桥经验”,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行政执法机关不断加强执法体制改革和执法工作机制建设,着力提升公正文明执法的能力和水平,采取各种措施有效规制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多头执法、选择性执法、执法不规范、执法不透明等行为。司法行政机关不断加强对法律服务业的指导、管理和监督职能,有力地促成了“以法律服务于人民”目标的实现。各级政府把法律援助事业纳入各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进一步完善了法律援助工作体系和保障机制,不断扩大援助范围,努力做到“应援尽援”,有力地保障了人民群众的权益。

      6.基层民主不断深化,有力地促进了基层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基层民主创新实践呈现出高度活跃的态势,涌现出了以温岭市“民主恳谈”等为代表的,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的一批成功典型。2004年,武义县后陈村首创村务监督委员会。2005年6月,习近平同志赴武义进行了专题调研,肯定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创举“是农村基层民主的有益探索,符合基层民主管理的大方向”。201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吸纳了这一成功经验。2011年2月,习近平同志再次批示,“建立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浙江在这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可供借鉴。”

      基层民主的深化,有力地促进了基层治理的法治化。2003年,浙江在全国率先开展“民主法治村(社区)”创建工作,在扩大基层民主、维护社会稳定、提高基层法治化水平、增强干部群众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从2007年开始,浙江开展法治市、法治县(市、区)工作先进单位创建活动。2011年,省委还制定了《关于加强“法治浙江”基层基础建设的意见》,进一步健全了法治基层基础建设长效机制。目前,全省共有“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109个、省级“民主法治村(社区)”1196个。


      三、习近平同志关于“法治浙江”建设的探索和实践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建设的重要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习近平同志在推进“法治浙江”建设过程中对法治问题的深入思考,不仅为“法治浙江”实践的不断深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导,而且为探索形成具有深邃思想内涵、严谨理论品格、鲜明时代特征、务实实践导向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建设的重要思想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1.始终将法治作为党执政的基本方略,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建设的重要思想的总体要求。2006年2月,习近平同志在省委理论中心组学习会上谈到“法治浙江”建设的指导思想时,就曾明确指出,“法治建设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法治进步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法治社会是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法治为党的执政提供基本方式,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制度之源,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制度支持,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基本保障,为参与经济全球化提供必要条件”。这实际上已经把法治提升到治国理政基本方式的战略高度。

      “法治浙江”是全国范围内最早将中央“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求同地方法治建设有机结合在一起,就全面提升地方治理的法治化水平率先进行的总体部署,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同志坚持先行先试、走在前列的政治担当。他曾明确指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较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完善,一些地方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方面创造了不少好的做法和经验,我们完全有基础、有条件、有责任在法治建设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以适应我省经济社会发展走在前列的客观需要,并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应有的贡献”。他强调,“法治浙江”建设的目的,就是要通过逐步“实现浙江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法治化”“不断提高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的法治化水平”。显然,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对法治建设在国家治理中重大作用的深刻认识和“法治浙江”的先行探索,为他在党的十八大之后提出“法治中国”建设目标,将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将法治确立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以及作出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和实践基础。

      2.始终将法治建设作为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建设的重要思想的战略定位。习近平同志在推动“法治浙江”建设的过程中,从一开始就将“法治浙江”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实践的总体布局之中进行谋划。2003年7月提出“八八战略”时,就将法治建设纳入其中。2006年4月,习近平同志在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上指出,“省委提出并推进‘法治浙江’建设,是根据中央的决策部署,对浙江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进一步完善”。他强调,建设“法治浙江”与党的十六大以来省委作出的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全面建设“平安浙江”、加快建设文化大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等重大决策部署,有机构成了我省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总体布局。“法治浙江”建设以提高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的法治化水平为总目标,致力于形成立法、执法、司法、普法的良性互动,形成法治建设的整体合力。为此, “法治浙江”围绕推进社会各方面活动的法制化和制度化,确定了十个方面的工作任务,充分体现了法治建设的系统性、全面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坚持把法治问题放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全局中来加以思考和把握,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其中之一就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成为基本方略“十四个坚持”之一。显然,“法治浙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中的战略定位,及其与其他重大战略相辅相成的内在关系,同全面依法治国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定位是完全一致的。这反映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法治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的基础性、支撑性、引领性作用,始终把依法治国摆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关键位置。

      3.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建设的重要思想的根本方针。2006年4月,在审议建设“法治浙江”决定时,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我们在推进‘法治浙江’建设中,要认真贯彻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的内容,更好地体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述了在新时代“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新内涵和新意义,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三统一”理论。他首次把“三统一”凝练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基本经验,指出“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三者统一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伟大实践”。他强调“三统一”的根本与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则是“三统一”的汇合点、凝聚点和根本制度安排。可以说,从“法治浙江”到“法治中国”,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贯穿始终的主线。

      4.始终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建设的重要思想的基本原则。“法治浙江”把“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作为基本原则,习近平同志指出,“法律和道德,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一个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和威严,一个靠人们的内心信念和社会舆论,各自起着不可替代而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作用,其目的都是要达到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保障社会的健康和正常运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法律与道德、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关系作出了进一步的阐述。2014年10月,他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治理国家、治理社会必须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2019-06-20,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律的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的支持,道德的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的约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依法执政基本方式落实好,把法治中国建设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使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蕴含着深厚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建设的重要思想的鲜明特色。

      5.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法为民,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建设的重要思想的人民情怀。“法治浙江”将“以人为本”确立为基本原则。习近平同志强调,“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要“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法律和制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通过人民赋予的权力和民主程序制定法律,使各项法律制度符合人民的意愿、利益和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深化发展了关于执法为民和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2014年10月,他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也保证了人民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主体地位。这是我们的制度优势,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区别于资本主义法治的根本所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明确规定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确立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从在浙江工作期间提出“以执法为民为本质要求”,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把“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原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建设的重要思想在本质要求上的一脉相承。

      6.始终坚持在法治建设中发挥党总揽全局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建设的重要思想的本质特征。在推进“法治浙江”建设过程中,习近平同志一再强调,“建设‘法治浙江’,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的领导”。为充分发挥党的领导这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最大优势,省委成立了建设“法治浙江”领导小组,习近平同志亲自担任组长,有关省领导担任副组长,每年召开工作会议,部署检查相关工作,为全面落实“法治浙江”建设各项任务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在习近平同志的带动下,各级党委书记都担任了同级法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形成了一级带一级、层层抓落实的推进机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定明确强调:“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专门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作为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负责全面依法治国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这无疑也凝结着“法治浙江”建设的重要实践经验。

      四、自觉肩负起浙江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的使命担当,不断深化法治浙江建设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作出的建设“法治浙江”的决策部署,开启了省域层面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创新实践,为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作出了有益的地方探索。这是浙江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指引浙江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砥砺前行的行动指南。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方位既对“法治浙江”建设提出了新挑战、新要求,也为进一步推进浙江法治建设指明了方向。浙江正按照党的十九大的部署和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的“在提升各领域法治化水平上更进一步、更快一步,努力建设法治浙江”的目标要求,不断全面提升全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党的建设法治化水平,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法治中国作出浙江应有的贡献。

      1.进一步增强“四个自信”,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和法治道路,将法治精神落实到“两个高水平”建设的各领域各环节。进一步强化“四个意识”,坚持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不断提高依宪执政水平,确保党的主张贯彻落实到法治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进一步推动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努力使法治成为浙江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统筹推进,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同时加强党内法规制度执行力度。支持和保证同级人大、政府、政协和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依章程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加强和改善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切实履行好政法战线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责使命。

      2.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浙江的生动实践,健全人民群众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当家作主的运行机制。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统筹推进各级人大工作和建设,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作用。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支持人民政协积极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加强和改进党对工青妇等群团组织的领导,不断增强群团工作和群团组织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

      3.进一步统筹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推进浙江法治建设继续走在前列。加强和改进党委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发挥人大立法主导作用,加强重点领域立法特别是社会治理和民生领域立法,切实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加强行政执法监督和问责机制建设。全面落实司法体制改革各项措施,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教育,大力发展法律服务业,健全社会“大普法”工作格局,进一步夯实法治社会的基础。提高法治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让法治信仰根植人民心中,让广大干部群众自觉做宪法法律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4.进一步深化法治政府建设,努力使法治成为浙江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注重改革和法治两轮驱动,梳理总结依法执政实践的新鲜经验,以法规制度的形式固化下来,同时以改革为动力进一步推进依法执政。结合“最多跑一次”改革,以数字政府和政府行为标准化为重点,进一步规范政府行为,不断提高政府的公信力。紧紧抓住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引导和推动各级领导干部增强与依法执政要求相匹配的法治素养、法治能力,增强尊崇法治、敬畏法律的必备素质,增强带头遵纪守法、捍卫法治的行动自觉,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工作、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好地履行推进依法执政的职责。

      5.进一步把“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贯穿于“法治浙江”建设全过程各领域,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法治的信任感。坚持法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法治建设的根本目的,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意愿、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法治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到“法治浙江”建设全过程、各领域,不断化解人民日益增长的高质量高标准多样化法治需要与法治供给能力不足以及法治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6.进一步强化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与法治建设的联动机制,不断提升基层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水平。完善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健全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增强政府管理和基层民主良性互动。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后陈经验”,总结推广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的基层治理经验,充分调动和引导基层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充分发挥法律法规、道德规范、村规民约等各种治理资源的作用。推进新时代民主法治村(社区)建设,及时总结和推广各地在民主法治村(社区)建设中取得的成功经验,广泛开展“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工作,将民主法治村(社区)建设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不断提高基层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水平。

      (课题负责人:何显明 陈柳裕)

    新中国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治村14年——后陈有后劲

    记者 吕玥 县委报道组 李增炜

      浙江在线7月22日讯(记者 吕玥 县委报道组 李增炜)武义县白洋街道后陈村正在“农忙”。

      最近,村里例行召开每月的村党支部、村委会、村监委联席会议。在多名党员和村民代表的联合提议下,大家商议修改村规民约,时隔14年后再次讨论在其中新增村务监督委员会履职相关内容。

      作为我国基层民主法治建设进程中的一项标杆,“后陈经验”广为人知:2019-06-20,正是在武义城郊的这个小村,诞生了新中国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此后这一制度从“治村之计”逐步上升为“治国之策”:2010年,村务监督相关内容被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2017年底,中办、国办联合印发《关于建立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指导意见》,将这一做法向全国推广。

      14年过去了,后陈是否还在坚持自己的实践和探索?这一制度的确立和坚持,给后陈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后陈接下来又谋划往何处去?近日,记者前往实地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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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义县农村法律顾问在后陈村宣讲宪法修正案。(视觉中国 供图)

      坚持

      方向肯定是对的

      踏进后陈村村委会办公楼,任何人都会被迎面而来的一张巨幅合影照片吸引。

      那是2005年6月,习近平同志专程来后陈村考察调研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后,在老的村办公楼前与村干部们一起合影。

      “你看第一排左起第二个,当时是村妇女主任,现在是我们村第一位女村监委主任啦。”村党支部书记陈忠武笑着介绍身边的村监委主任陈玉球。

      14年后,比对照片和眼前,个人和村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村务监督这个概念却牢牢刻在了后陈人的心上。

      村民们把村监委主任这个位子真当回事。5次村民选举,对谁来担任这一职务总是能引起反复讨论,选上的村监委主任也把监督真当回事。

      去年6月,有村民反映一位村干部值班时让家人顶班,还照领误工补贴,刚上任不久的陈玉球核实后就纠正过来。对方挂不住面子,但陈玉球很较真:这是老早就定好的村监委职责,我只是做好自己的分内事。

      2019-06-20,后陈村建立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就是为了建立有效的村级权力监督机制。

      “这是农村基层民主的有益探索,方向肯定是正确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对后陈村推进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肯定,激励后陈人不断深化村监委制度。

      成立村务监督委员会后,后陈村任何支出不仅需要村两委主要负责人签字,还要村监委主任审核签字后才能入账,还会把账单张贴在村务公开栏上,让所有村民进行监督。

      村监委成立14年后的今天,后陈村把村干部“零违纪”、村民上访“零记录”、工程“零投诉”、不合规支出“零入账”的“四零”成绩,自信地印在了村办公楼大厅的墙上。

      创新

      围绕群众的关心

      多年来,对这项把村庄带出信任泥沼的制度创新,后陈从来没有停止过自我完善和创新。

      陈忠武算了算, 对已制定的《村务管理制度》和《村务监督制度》,后陈村已经根据实际修订了4次,不过村里还在不断研究更加有效的方式。

      其中一个方向,便是如何让村民更广泛参与基层自治。

      相关实践已在破题。3月15日,在当月的后陈村党员、村民代表会议上,陈玉球第4次例行汇报上个月的财务收支情况。台下,党员陈忠龙对陈玉球提及的村干部误工工资分配提出了疑问:“具体到每名村干部是怎么分配的?下次能不能分开列?”村支部委员和村监委委员一一作了回应。

      这样的场景,几乎每月上演。

      去年以来,后陈村探索推行村监委向党员、村民代表“双述职”,党员向联系户反馈党务、村务、财务工作,向党员大会反馈村民意见建议的“两反馈”机制,让村民参与基层自治的活跃度更高。

      冲着大家关心的问题去,向来是后陈人朴素的办事逻辑。

      去年9月,后陈村开办了自己的“村报”——“后陈月报”,每期4个版面,不仅详细刊登上月财务收支情况,还公开村里各种大小事务,甚至对一些问题情况进行曝光。

      这些年来,后陈村村务监督的手段、范畴、方式一直在调整跟进,传统的公示变成双向交流,单一管钱扩大为管事、管人,全程监督已经成为寻常。

      村监委委员朱岳祥是一名泥水工,陈玉球常安排他去给村里的工程进行质量把关,提出建议,例如石块多少钱、运了多少车、村干部几点上下班,都要记录下来。

      村委会主任陈跃富坦言,有了村监委后,村民们对村干部越来越信任,村干部越来越好当了。

      深化

      推动治理现代化

      “后陈经验”的名声愈响,压力也愈大。后陈人不时被问、更经常自问:接下来该往何处发力?

      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让后陈人认清了努力的方向。“下一步还是要在实现‘治理有效’,推动乡村振兴上做文章。”陈忠武谋划。

      为保证监督不错位、不缺位、不越位,武义县建立完善了村务监督委员会履职细则等配套制度,从组织机构和职责、监督的内容和方式等4方面进一步细化规范村监委履职行为。

      “管理村庄的办法都应当写进村规民约,这样才能把要我监督转变成我要监督。”曾任村监委主任的徐岳祥提议。由此,后陈村决定先行先试,在村规民约中新增村两委深化乡村治理机制的责任义务,以及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具体履职方式,让民主监督通过这样一种形式成为全体村民的行动自觉,在潜移默化中引领社会风尚。

      以深化完善村监委制度撬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乡村振兴的未来更加可期。在后陈村的规划沙盘前,小村的发展规划已经初具模样,据介绍,村里已经规划了农事体验区、乡村休闲度假区等,接下来准备走农旅结合的新路子,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而耸立于后陈村村民广场的一座雕塑,到时也会成为景点之一。

      陈忠武告诉记者,这座建成于4年前的雕塑叫“力量之源”,主体由三根石柱组成,意为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村委会、村监委与党支部一起,构成乡村基层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法治指数引领基层善治

    每一点提升都增强了 余杭百姓的获得感

    记者 沈吟 通讯员 费彪 赵云卿

      浙江在线7月22日讯(记者 沈吟 通讯员 费彪 赵云卿)“78.7分。”——这是杭州市余杭区今年3月新出炉的2017年度法治指数,也是当地连续第11个年头公布区域法治指数。

      “基层工作必须善于在法治轨道上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2006年春节过后的第四个工作日,习近平同志考察余杭区闲林镇综治中心并召开座谈会时明确指出。

      按照这一要求,余杭积极谋划“法治余杭”建设,成立“法治余杭”建设领导小组。12年来,法治余杭建设从探索走向成熟,不断推动区域法治建设的跨越式发展。他们的经验曾十度被载入《中国法治发展报告》蓝皮书。

      依法行政 量化考评

      “您认为当地在党务、政务、村(居)务公开方面做得如何?”“如果您的权利受到侵犯,那么您在当地能找到权利救济的可能性有多大?”从2008年起,每到年底,余杭的老百姓都会收到一份特殊的问卷调查表,可以对当年的党风、行政、司法、安全感和满意度等九方面情况打分,所有评分汇总后,通过系数计算得出成绩。

      这,就是诞生在余杭的我国第一个县域一级的法治指数——余杭法治指数。

      余杭区法治建设领导小组工作人员陈建六,一路见证了这张“考卷”的诞生与发展。他告诉记者,有了这张“考卷”,政府行政变成一种可以量度、监督、奖惩的行政治理方式,填补了法治水平量化评估的空白。

      法治指数,重在成果运用。每年的评估报告出来后,陈建六他们会针对各部门、各镇街道,分别梳理存在的问题,并反馈给各单位要求限期整改。

      亲眼看到法治指数的一点点上升,陈建六很欣慰,“从71.6到78.7,每一点提升,都反映了余杭法治建设的进步、百姓的认可。”近年来,民意调查还相应增加了企业的问卷发放量,这也是考虑到企业对法治建设的迫切需求,希望更好地收集民意。

      “余杭法治指数开创了中国量化法治的先河,意义深远。它也成为未来法治的一种形态——大数据法治的前奏。”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钱弘道教授对余杭法治指数给予高度评价。

      聚焦民生 精准服务

      前段时间,浙江诺力亚律师事务所律师李燕走访了余杭区某服饰公司。起初,公司负责人看到律师来访一口回绝,称公司不需要。

      然而,稍作了解,李燕就发现了该公司存在的不少风险点,如员工都是亲戚,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等等。

      李燕第二天就接到了公司负责人的求助电话。李燕立即为该公司起草了劳动合同范本、业务合同范本,讲解了工伤赔偿等法律知识,并与负责人签订了《法律服务协议》。

      在余杭,许多像这样的小微企业主,都受益于这项区司法局推出的“服务小微企业行动计划”。签订《法律服务协议》后,小微企业可以得到为期1年的免费法律服务,包括咨询、讲座、合同审查等。

      去年,针对互联网交易纠纷日益增多的现状,区司法局、区市场监管局、阿里巴巴集团公司三方联合,探索建立余杭区网络交易纠纷“网上调解信息平台”,这也是全国首个网络交易纠纷在线调解平台。

      近年来,余杭大力实施“服务民生法治行”实事工程建设,先后实施了90余项服务民生实事项目。

      规范用权 促进公平

      今年春节以来,临平街道新开了多家足浴店,陆续有群众反映这些新开足浴店存在隐患。街道综合信息指挥室接到消息后,迅速发出指令,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进行了联合执法检查,对不符合消防要求或证照不全的店家,现场查处,责令关停或停业整顿。

      如今,余杭将综合行政执法向街道、乡镇延伸,包括公安、城管、国土等在内的全区11个拥有执法权的部门,重心下沉到街道,解决存在多年的“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等执法困境。

      加强基层依法治理工作,就是要完善基层执政方式,建立和规范基层利益协调、矛盾处理、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机制,引导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依法办事,引导基层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从而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这些年来,余杭一任接着一任干,法治的触角深入基层治理的方方面面。

      为了进一步规范政府用权,余杭2011年首创“法务前置”工程,如今,在余杭,重大决策或行为之前都以法律规定为基础,用法律去指导实践。“通过法务前置,有效地防范了社会风险,化解了诸多矛盾纠纷。”区司法局局长郑建芬表示。

    桐乡事事有人管——多元共治 活力奔涌

    通讯员 丁谨之 记者 宋彬彬 市委报道组 魏衍方

      浙江在线7月22日讯(通讯员 丁谨之 本报记者 宋彬彬 市委报道组 魏衍方)孙晓东感觉这几年“轻松”不少。这位乌镇国际旅游区管委会副主任还记得,7年前刚上任时,骤热的乌镇游催生了一批不规范的家庭旅馆。背包客是留住了,但类似卫生条件差等引发的投诉时有发生。

      2013年5月,在管委会指导下,“乌镇人家”民宿行业协会成立,乌镇旅馆业步入“自治”时代。

      现在,一切按“行规”行事:入会后,家庭旅馆可打“乌镇人家”招牌,同时须遵守协会规章;在协会组织的不定期检查中,不合格者将被处罚。“现在,一家旅馆待客不周,其他业主都会予以批评,因为那会砸了大家的饭碗。”孙晓东很满意现在的环境。

      堪称“双赢”的试水,是借了桐乡探索“三治融合”的东风。2006年4月,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报告强调,建设法治浙江,必须把握法治与德治的互补性、兼容性和一致性。

      在先行先试的基础上,桐乡全面推进自治、法治、德治融合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不断加强顶层和整体设计,出台18项长效工作机制。目前,这一模式已覆盖该市所有行政村,形成了“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乡村治理新格局。

      乡贤出马情理服人

      桐乡的气温蹿上了35℃。毒日头下,屠甸镇荣星村党支部书记金福良仍天天往火炉浜跑。该村正在开展环境提升改造,村民对围墙高度、花坛用材等意见不统一,工程推进缓慢。“这样下去要赶不上进度了。”焦急的金福良找到了村乡贤参事会会长、浙江星马针织制衣有限公司董事长魏建华,请他出面帮助做工作。

      同为火炉浜人,魏建华欣然“出马”。一番入情入理的思想工作后,村民们达成共识,工程得以顺利推进。

      这已非荣星村乡贤参事会头一回派上用场。去年下半年,乡贤们就通过带头作表率、巡逻检查,扎实推了一把“在城里都很难做好”的垃圾分类工作。

      如今,乡贤参事会已作为新型农村社会组织,活跃在基层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舞台上。“乡贤威望高、能服人,一般由老党员、当地企业家、‘走出去’后仍心系故乡的精英人士等组成。”在市三治办主任曹炳权看来,推广乡贤参事会模式是当地“自治”的又一新招。其实,该市的“三治融合”创新之举一直层出不穷。

      高桥街道(原高桥镇),是桐乡“三治融合”的试点。他们还探索建立了百姓参政团、道德评判团、百事服务团。百姓参政团为政府决策集聚民众智慧,百事服务团为便民利民搭建平台,而法律法规最难管好的不良现象,则交给道德评判团“做工作”。

      “道德评判团由党员代表和德高望重的村民代表组成,他们说话有分量,群众听得进。”高桥街道党委副书记徐晓叶介绍,2018年,道德评判团已覆盖到该市所有行政村,在化解征迁矛盾、纠纷事项等方面作用显著。

      村里有了法治驿站

      前不久,凤鸣街道新农村村民法治驿站的宣教员顾春华又出了一次工。原来,村里某包工头管理的工地上,一名人员意外死亡。谈及赔偿时,包工头抵触情绪很大。顾春华及时与街道司法部门一起上门做工作,最终使双方达成和解。

      村民法治驿站,正是凤鸣街道在“三治融合”工作中做的一道“加法”。为将法治推向基层,街道共成立11支法律服务队、62个法治驿站,服务人数达482人,除普法宣讲外,还免费提供法律咨询和纠纷调解。据统计,村民法治驿站设立后,已调解各类纠纷32起,接受咨询200余人次,各类法制宣传受众人数逾两万人次。

      现在,高桥街道的试点越丰村,已有了村一级的法律服务团。该服务团由市司法局法管科科长曹焕带队,包括市检察院工作人员、派出所民警、律师等共5人。

      2016年,越丰村拆迁户回迁,有户人家不愿拆除过渡使用的工棚。村委会本准备强拆,结对越丰村的律师卜炳忠立即阻止,理由是“村委会不具备实施强拆的主体资格”。最终,道德评判团解了难题。“要法治,也要德治,两者不可偏废。”他说。

      如今,在桐乡,“德治”的形式早已不局限于道德评议,该市还设有揭露违法失德现象的曝光台,选树道德模范、星级文明家庭、“最美桐乡人”等典型,充分发挥德治的引领作用。

      “法治与德治,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这也一直是桐乡探索“三治融合”的理论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一句话,再次激发了桐乡干部的干劲——“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截至2017年底,“三治融合”试点的高桥街道已实现矛盾纠纷零上访、行政诉讼零发生,并基本解决信访积案。

      社会组织汇聚民智

      今年8月,高桥街道的社会组织联合会将满“周岁”。它的成立,意味着街道为孵化、服务、管理辖区内的各类社会组织,搭建起了规范统一的平台。

      “目前,在现有的已备案村级社会组织中,能承接政府服务的社会组织十分匮乏,亟需政府动脑筋孵化和培育,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和自我监督功能。”徐晓叶说。

      成立近4年的桐乡市社会组织孵化园,一直鼓励行业类、高新科技类、公益类和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的发展。目前,全市已登记社会组织386个、备案2084个。

      村(社区)作为基层自治组织,在清牌子、减评比、去台账等一系列“减负”行动后,也为参与自治事务匀出了更多时间。

      变化带来的是当地逐渐成型的“自治增活力、法治强保障、德治扬正气”的基层治理新秩序,群众不再是政策的被动执行者,而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者。

      “政府应最大程度地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为解决社会问题增力。”在桐乡市委书记盛勇军看来,在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党委、政府应负责“搭台”,但归根结底群众才是主角。

      今年4月,高桥街道众善村成立了出租房房东协会,原本“卡壳”的出租房消防整治工作,一周内“啃”下了工作总量的20%;5月,市委、市政府出台的有关深化“三治融合”“桐乡经验”的一系列文件,已下发到所有乡镇、街道,今年年底前,全市各村(社区)将实现村规民约(社区公约)、百姓议事会、乡贤参事会和百事服务团、法律服务团、道德评判团的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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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通公平正义“最后一公里”

    通讯员 吴勇 卢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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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互联网法院庭审现场。记者 钱璐斌 于诗奇 摄

      浙江在线7月22日讯(通讯员 吴勇 卢文静)“叮……”,5月18日晚6时,一声清脆而熟悉的手机提示音,黏住了余姚法院执行干警李建达下班赶路的脚步。

      立即打开微信小程序“余姚移动微法院”,只见申请执行人王某爆料“人间蒸发”三年多的被执行人张某的定位信息正不断闪动。

      事不宜迟,马上行动。在定位导航以及王某实时提供的现场照片指引下,李建达第一时间锁定方位并抓获张某。

      短短半小时的执行过程,以摄影、摄像、语音、文字等方式,实时留痕于“余姚移动微法院”上,并同步向申请执行人推送执行节点信息。

      作为全国法院系统首个移动互联全业务生态平台,“余姚移动微法院”自去年10月上线以来,就成了余姚法院推进高效执行、彰显公正司法的又一利器。

      司法工作是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15年来,余姚法院始终以“公平与效率”为目标,不断加大执行工作力度,规范司法行为,提高执行能力,让当地百姓不仅从判决书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还从判决书的执行中兑现公平正义。

      省高院执行局最新数据显示,余姚法院的民事裁判实际执结率等主要执行质效指标多年处在全省91个基层法院前列,执行干警20多年保持无廉政违纪违法纪录,是全省涉执行信访量最少的基层法院之一。

      聚社会力量破难题

      “我发现被执行人张某正在家中,最近他儿子办喜事,一时半会儿走不了。”5月15日,余姚法院执行干警王建浩接到了小曹娥街道执行协助员姚忠海的电话。

      此前,张某因拖欠黄某借款7万元,被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多次接到举报线索对张某实施抓捕却屡屡扑空,王建浩于是联系并委托当地执行协助员查找下落。

      找不到“人”,是困扰执行工作的首要难题。由上千名村镇干部组成的执行协助员网络正是破解之道。这些“姚忠海们”广布于大街小巷,是协助执行人员抓捕“老赖”的耳目。对于这个从2003年开始的探索,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给予高度重视并作出批示。很快,这张网络延伸至余姚全市,23个乡镇街道的所属村、居委会实现全覆盖。这一做法在全省基层法院得到推广。

      队伍壮大的同时,执行协助员网络内涵也在丰富。如今,除了村镇干部,这支队伍中还可以见到来自市不动产登记中心、银行保险等机构的专员的身影。而除了找“人”,执行协助员们还得忙协查被执行人财产线索、送达相关法律文书、调解执行案件等,正发挥着更大效用。

      有了这支队伍,执行工作从法院一家的事情变成全社会的事,而依靠全社会力量进行综合治理,余姚法院收获了事半功倍的执行成效。

      将执行晒在阳光下

      一周前向法院申请执行的案件,这几天就接到被执行人的和解电话。如此执行速度,大大出乎申请执行人张彩飞的意料。

      这是余姚法院推行分段集约执行的结果。分段集约,就是改变以往执行过程由单一执行法官“一人承办到底”的模式,取而代之的是对各环节实行分段作业,将同类工作进行归集,交由专人负责,以工作的专人化、专业化实现案件处理流程的集约化。

      “执行工作成了一条‘流水线’,被分为执行启动、执行查控、执行实施和执行处置四个阶段,每个法官只要负责其中的一个环节,各环节都有严格的时效控制。”余姚法院执行干警徐忠飞在执行实施组,他的任务是:传唤被执行人并制作笔录、对被执行人采取拘留等强制措施。

      “虽然手头的案件一点都没有少,但如今我们只需要专注于一块相对独立的工作,精力不会被分散,工作效率自然就提高了。”徐忠飞说。

      高效之外,执行被晒在阳光下。“案件执行的各个阶段相互留痕、相互监督,每个阶段没有权力‘寻租’的土壤,杜绝了执行腐败的发生。”余姚法院执行局局长张建军说。

      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余姚法院落实员额法官团队制,正进一步探索“分段集约、繁简分流、类案集中办理”的执行新模式。

      出新招应对新花样

      公正司法,要打通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公里”。

      “哎哟,你看看,这不是那李某嘛,他竟然也是‘老赖’啊。”5月3日上午,一群居民围在余姚城区怡景花园小区的公告栏前窃窃私语,恰好被遛弯的李某父亲撞见,“那一刻,真恨不得钻到地缝里。”

      原来,为了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余姚法院创新执行方法,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特意制作成海报的形式,张贴到社区、村庄的公告栏及闹市区显眼的地方,以此方式曝光失信被执行人的基本信息,通过舆论方式敦促其履行法定义务,提高诚信意识。“我们特意选择在失信被执行人的住所地进行曝光,这样更具有针对性,让曝光效果更好!”

      大量群众的围观,让一直消极对抗执行的被执行人当天便向法官道歉,并表示会配合法院履行法律义务。

      为了防止“法律白条”,这些年,余姚法院的法官们可谓绞尽了脑汁:不能乘高铁、坐飞机,从单纯限制出境向护照作废、禁办扩展,从限制普通高消费向限制子女就读高额私立学校扩展……执行手段一招更比一招狠,让“隐身‘老赖’”成为“透明人”,倒逼“老赖”依法履行义务,同时积极推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和破产、保险、救助等制度完善,谋划解决执行难的长效治本之策,逐步在全社会构建起“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体制机制。

      如今明目张胆抗拒执行的少了,但规避执行的手段花样翻新、隐蔽性强。“面对‘新花样’,我们见招拆招。”余姚法院副院长韩利荣表示,“基本解决执行难”已到决战关头,我们将如期打赢这场硬仗。


    法治之光 照亮前程

    记者 翁浩浩

      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2000多年前,古人就对法治社会孜孜以求;

      半个多世纪前,诞生于杭州的“五四宪法”,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宪法的崭新历史;

      2006年4月,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作出了建设法治浙江的重大决策部署,率先开始了建设法治中国在省域层面的实践探索。

      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法治如何回应时代命题、护航经济社会发展?在之江大地,一个声音无比坚定而响亮:在提升各领域法治化水平上更进一步、更快一步,努力建设法治浙江。

      这是洞悉大势的远见卓识。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把建设法治浙江作为浙江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战略之一,形成了把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上升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的先期实践。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不断拓展,法治政府强力推进,法治越来越成为浙江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成为全国最具安全感、幸福感的省区市之一。

      桐乡市越丰村村民或许想不到,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的草根探索,会成为“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星星之火”。而“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作为建设法治浙江的基本原则之一,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中法德兼治、法德共治理论的早期探索和先行实践。

      武义县白洋街道后陈村村民或许想不到,成立村监委的大胆尝试,会成就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一段佳话。推进法治浙江建设,要更好地体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是法治建设的要义所在。

      卢梭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在法治浙江建设的壮阔实践中,始终秉持以人为本、法治为民的理念。在余姚,努力做到不使有诉求的群众因经济困难打不起官司,不使有理有据的当事人因没有关系打不赢官司,不使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因执行不力、不公得不到保护的“三项承诺”掷地有声;在余杭,基层治理的法治化实践温润人心。执法日趋规范,司法彰显权威,公平正义看得见、摸得着,法治成为5600万浙江人的共识。

      回首过往,从“法治浙江”的生动画卷到“法治中国”的宏伟蓝图,法治在浙江的历史上刻下光辉的印记。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交汇的关键节点上,面对时不我待的历史机遇,浙江将坚定不移沿着“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走下去,让法治闪耀更加灿烂的光芒,凝聚起奋力推进“两个高水平”建设的澎湃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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